“遮蔽”与“浮现”.docVIP

“遮蔽”与“浮现” 　　一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70后”作为一种崭新的写作身份标识开始进入文学的内部场域。1995―1997 年《山花》《钟山》《大家》《作家》四家刊物开设“联网四重奏”栏目，推出了三十七位六七十年代出生作家的作品。1998年7 月《作家》推出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这种在市场经济逻辑用力下文学媒介的推介行为，表面上看似一种文学新力量新元素的加入与新变，而其深在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完成了对八十年代文学精神的传承与接续。“70后”写作实践的渐次展开以及他们为批评领域所带来的话语新鲜感，赋予了他们“七十年代人”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与“六十年代人”所取得的既有文学荣誉的共享，同时也暗含着文学内部在与“六十年代人”的写作力量比较下巨大的社会期待性。然而，伴随着九十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逐渐成熟，以及以网络为织体的社会组织结构的逐渐成型和运转，以“网络”、“消费”为主题的“快”生活也随之而来，其结果是“70后”的写作理想尚未完全申明、写作实践尚未舒展开来，“80后”借助媒介出版力量的耸动蜂拥而来，历史的身影很快从“60后”的余韵跨越到了“80后”的新声。可以说，新世纪之后的十年，“70后”一直处于被埋没和被遮蔽的状态。个中原因，不得不让人深究。 　　其实，“70后”出场不久就有人喊出“被遮蔽的70年代人”的异质声音。①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人对话具体所指的是当时以“美女作家”“新新人类”此类噱头为表征的文学商业化炒作和文学生产机制。无疑，这种市场经济“意识形态”既对正常的文学生态造成了干扰，同时媒体曝光的单一聚焦又对整个“70后”作家的写作丰富性和真实性造成了破坏和遮蔽。当然，“70后”自身也存在写作的局限。一般而言，一种写作群像在社会文化语境中的聚焦以及在批评语境中言说合法性的获取，应当首先取决于这一写作群像依靠小说文本的审美独立性所支撑的自身坚实的写作品质。而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末，“70后”在文学舞台上的粉墨登场仅仅是一个开始，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来看，他们的写作尚未形成一种成熟稳定的写作面貌，或者说他们的写作面貌还很稚嫩、模糊，进而无法赢得分量相当的写作权威。就彼时而言，他们的出场既是偶然，又是必然。偶然在于文学外部力量尤其是市场力量的介入；必然在于文学发展自身的内在驱力所致，那就是“当代中国文学一直被一种求新变异的愿望所驱使”②，正是这种文学进化论的历史逻辑使得“70后”的出场因焦虑和压力呈现出一种不踏实的急切感。“70后”的露脸还只是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极具新鲜感的写作形式（如身体写作）、表意方式。因而，“遮蔽”既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局限性、必然性，又有文学与市场合谋的偶然性。而写作至始至终都是一项时间的艺术，写作是耐性与时间的较量，它既需要时间的持续关注，又需要将时间作为写作主题的一部分进行内化。可以说，一个作家的真正成熟必然要求一定时间长度的写作积淀，当然，时间作为一种写作结果呈现的不仅仅是文本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文本质量的可信度。事实上，“70后”并未在“60后”巨大的“影响的焦虑”与“80后”“小时代”的写作图景的双重挤压下失去写作的原动力，新世纪十年正是他们“韬光养晦”的十年，是他们由“遮蔽”到“浮现”的一个历经阶段。正如徐则臣所说，他们是“闷头干活的‘70后’”③，而真正的写作惟其如此。所以，当徐则臣、张楚、李修文、朱文颖、戴来、魏微、阿乙、鲁敏、曹寇、葛亮、乔叶、李浩、路内他们一个个朝我们走来的时候，我们既不断惊喜，又有些许不快，我们为他们的不得已的“迟到”感到不公、不平。他们用十年的写作实绩填充了“70后”这一命名背后的迟疑与空虚。他们不再只是从“60后”到“80后”的代际过度，而是将代际连成一体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今文坛执牛耳的“中坚代”。这样一来，似乎“70后”的历史空缺、尴尬处境似乎一下抹平了，那就是他们自身的写作品质尚未取得足量对等的批评效应、媒体效应。对此，我们不能否认文学自身的内在发展规律，但如果仅仅把问题的复杂向度缩聚为这一面，无疑是浅薄的、不充分的。“70后”长期被遮蔽的尴尬处境应当具有更丰富的言说可能性。 　　二 　　对一个特定的文学代际进行考量和判断，首先应当关切和追问的是这一代际的成长空间、时代环境，“每个个体都在两层意义上受到了在一定社会中成长的这样事实的预先决定：一方面他会发现一个既成的环境，另一方面，他会发现处于这个环境中的既成的思想模式和行为模式”④。只有把握所处时代的呼吸节奏，才可能对“70后”的写作所内隐的文化心理和思维逻辑抱以理解和同情。从代际视野来看，就“70后”自身的成长路径而言，他们的成长周期纵贯上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而他们真正的思想成熟期正是市场化、商品化的九十年代。八十年代可以说是“表达”的时代，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