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卑微人物被一束光照亮”.docVIP

“那些卑微人物被一束光照亮” 　　走走：时隔七年，距离上次畅销至五十万册的长篇小说《誓鸟》之后，你拿出了新的长篇小说《茧》，你觉得和你之前的作品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张悦然：有时候我自己也不太相信过去了那么久。那种感觉，好像我一直待在一个自己的世界里，不知道外面今夕是何年。《茧》包含着一些对历史的思考，以及如何看待我们的父辈和祖辈，并且对于爱的继承、罪的流传作了一些探究。这些都和我之前的小说不一样。像《誓鸟》或者再以前的小说，和现实关联很小，就像我自己搭建的一个空中花园，很美、很梦幻。但是《茧》是结结实实长在地上，并且扎根很深的。它不仅写了历史和现实，也写了世俗生活。 　　走走：《茧》这个长篇，确实是一次有生命温度的写作。感觉你动用了个人的诸多记忆比如“山医大”里的死人塔、济南的冬天景象等等。你似乎是在用自身能及的生命体验，将它们交织在虚构的真实中，真诚敞开个体灵魂内部的人性景象，去刷新“80后”一代对1960―1980年代的思考与解释？ 　　张悦然：这个小说确实用到很多我的个人经验，或者说是一些童年记忆。比如小说中“南院”，就是我小时候生活的山东大学的家属院。死人塔、小白楼等小说中的地标也都有原型。在这个小说里，我也第一次写到了济南，我长大的地方。我没有以J城或N城等代称去模糊它的形象，也没有以强调特有的风物人情去加深它的形象。我只是很自然地进入回忆，把那种小时候在这座城市生活的感觉带到故事里来。开始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想要运用很多童年记忆。因为整个故事都是杜撰的，除了“钉子事件”，然而“钉子事件”也只是我听来的。所以，一开始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的个人生活距离很遥远的故事。但是随着写作的进行，个人记忆不断被召唤，来到小说里，拉近我和故事的距离。到了快写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相信这好像就是发生在我童年的事。 　　除了一些童年经验以外，这个小说里很大一部分内容来自于想像。比如我的爷爷参加过远征军，但他并没有给我讲过他的经历，小说里远征军的内容完全出自想像。我的一个表姑在1990年代的时候曾去莫斯科做生意，不过我对她具体的经历知之甚少。但是这些经历是他们的，而不是陌生人的，这对我很重要，想像得以展开的前提是，我对他们有感情。当我看着他们的时候，知道是那些经历使他们成为现在的他们。 　　走走：“钉子事件”听起来很有意思，这是《茧》最初的写作动力吗？ 　　张悦然：是，这个小说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文革”期间，济南一间医院的医生在批斗中受伤，渐渐失去语言、行动能力，变成了植物人。后来人们发现在他的头颅里有一根两寸半长的钉子。这件事是谁干的，一直没有查出来，但很可能是他的医生同事。使我感兴趣的是受害人和作案者仍旧生活在同一座医院的职工大院里，他们的孩子在那里长大，甚至他们的孙辈，他们是邻居，可能会一起玩，可能会成为朋友。而他们的孙辈，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如果知道了当年的事，他们会怎么看，怎么做呢？这是否会对他们的成长产生影响呢，这是否也会改变他们，或者塑造他们呢？这些问题是我很想去探讨的。在度过了叛逆的青春期之后，我渐渐发现我们和我们的父辈、祖辈之间紧密的联系，意识到那些我们未曾经历、甚至知之甚少的历史事件也在影响着我们。这种影响可能是间接的，但是间接的影响未必微小；这种影响可能是看不见的，像一些隐形的线，牵系着我们，绑束着我们。 　　走走：你有次无意中提起，你的父亲年轻时也写过以“钉子事件”为背景的小说？在你写这部长篇的过程中，和他交流过写作感受吗？他读了《茧》吗？ 　　张悦然：写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和我爸爸交流过。他给我讲了“钉子”的故事，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之后我决定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就去做一些调查。调查没有通过我爸爸，因为他了解得很有限，而且他自己年轻的时候写过这个故事，一些真实记忆肯定已经和他虚构的部分早已焊接在一起，我对他的叙述也不太信任。我又让我姑姑再讲一遍这个故事，还问过我爷爷。之后我找到了发生“钉子”事件的医院，向一个在那里工作了很多年的人询问这件事。她后来帮我查医院的资料，找到一份关于“植物人”的书面材料。“植物人”的女儿也能找到，我本来打算去见一下她，但是后来我改变了主意。我觉得可以停止了，我对于真实事件的了解已经足够了。要是再多，会严重影响和侵犯我的虚构。 　　此后，我没有再和我爸爸说起过这件事。他也不知道我在写这个故事。《茧》里李牧原这个人物，主要来自我对我爸爸以及他周围一些同事和朋友的观察。但是这部分童年记忆特别深，我根本没有必要再问他。写完以后，我也没有给他看过。我和我爸爸，都不太表达对彼此的感情。想到他要看这个小说，我会感到很不自在，有点窘迫。 　　走走：《茧》的形式很好，是以“文革”受害者家庭的第三代男孩程恭和“文革”加害者（有嫌疑，未定罪，新世纪成为成功的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