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言大句”说梁衡.docVIP

“高言大句”说梁衡 　　他的那篇写瞿秋白的佳作《觅渡，觅渡，渡何处？》面世已20年，镌刻在瞿秋白纪念馆石碑上，今天重读仍力透纸背，光焰炽热。其中的经典名句，让人读后“若受电然”。瞿秋白在中共党史上曾是“领袖”级的人物，但历史似乎有意怠慢他的“领袖”角色，乃至于他洒在刑场上的血痕，也被无情的时光冲洗得了无印迹，而他那篇锥心文章《多余的话》，却穿越历史隧道，继续活在当下。其不朽价值何在？是因为，在他即将告别这个世界时，对自身无情地“举起了一把解剖刀”，“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 　　鲁迅时时解剖自己，这是一个文学家对自己的解剖；瞿秋白的解剖，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中共曾经的领袖，对自身举起了反思与批判的解剖刀。这样一种自我反思、反省、批判的精神，正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之一。 　　与瞿秋白《多余的话》思想文脉相连，也与中国传统士人心忧天下的家国情怀和精神文脉相连，是梁衡先生文章的特色，也是他诸多文章直达人心的魅力。所谓“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在今天文坛很多创作者那里，已经如同博物馆里陈列的古器文物，可观赏，可把玩，却不时尚，更不实用。但是从屈原、司马迁、杜甫、范仲淹、辛弃疾、龚自珍等延续而来的中国士人风骨、情怀、文脉，在今天我们有什么理由任其断裂，甚至将之抛弃？在这里，我要向梁衡先生表示敬意。数十年来，他正在从事承续这一文脉的努力，尤其是在他担任高层管理者、在很多人看来仕途“春风得意”之时，仍不失自己的“书生”本色，实在难能可贵。 　　他的一首诗，让我特别感动：“文章千古事，纱帽一时新。君看青史上，官身有几人。”在中国传统文人中，学而优则仕，做“名臣”乃至成为帝王师，则是他们的首选，在做不成“名臣”时，才去吟诗作文做“名儒”“名士”。即便如柳永这类多愁善感的文弱书生，目标也是要做“卿相”，而非要到烟花巷、青楼上为歌妓们写歌词的。在他活着时，也绝非如现代的文人，下笔时就想着要获什么大奖，要在文学史上留名。所谓伟大的婉约派词人代表，是后人封给他的。他一生沉湎于酒色之中，是不得已也，寻欢作乐是其表，悱恻痛苦是其内。他的词才为他赢得了凡有井水处皆歌柳词的名声，这种名声乃无意中得之，也不会让他觉得有什么成就感。那些高居庙堂的士大夫们，有几人会正眼看他呢？因此，文人的首选目标是“名臣”。这并非有什么错，成为“名臣”不仅锦衣玉食，有抱负的饱学之士，也才能将自己的治国理念付诸行动；否则，你哪来的话语权？历史上的无数案例证明，“名臣”与“名士”，常常不可兼得；如果兼得，往往也是在不同的阶段，或“名臣”，或“名士”。范仲淹的经历或许能说明这一点。他先是高居庙堂，实施他的改革理念，等到改革受阻而被贬谪，于是有了那篇不朽美文《岳阳楼记》。梁衡先生的官阶，在古代起码是“三品”以上大员吧？毋庸说古代，即便当今，也几乎是人人歆羡的成功人士。但他难得有一颗文心，清醒地意识到，头上的乌纱帽，不会成为永不熄灭的光环，而著书作文方有可能成为不朽之盛事。 　　也许正是这种“兼”，形成了梁衡独特的叙事风格，用我未必恰当的表述是“高大上”。他显然对吟诵风花雪月不感兴趣，对野草闲花也无意流连。他选择的描述对象，要不就是那些青史留名的伟大先贤，要不就是在现当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与这些叙述对象相对应的，则是他的文字风格，“高言大句”，字正腔圆，铿锵有力，有些篇什可谓字字珠玑，妙语联翩。即便写山水，写景，也一定从中悟出深刻的“道义”“哲理”来。在《读柳永》中，写柳永这样一位因仕途失意而流落青楼酒肆，为歌妓写歌词谋生的词人，梁先生也要从中挖掘出“闪光点”来。他的表述很巧妙，用了“市井”一词。他认为：“市民文化呼唤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这时柳永出现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业的市民文学作家。市井这块沃土堆拥着他，托举着他……”于是，柳永就不仅仅是性情柔婉、才华横溢的词人，几乎也是如荷花般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典范了，这就是梁衡眼中的柳永。你未必完全认同他的评析，但你得承认，他写出了自己眼中的柳永。每每读到类似文字，我也有点担忧：梁先生“名臣”的职业身份和习惯性话语，会否影响文学性表述的纯粹？ 　　梁衡先生“高大上”的叙事风格，来自于他明确的散文创作理念。他曾撰文，鲜明地提出散文要写“大事大情大理”。作家的叙事风格，往往是由他本人的学养、气质、环境、心理等复杂因素化合而成的。梁衡追求的“大”，未必他人就能做到。有的“大”，梁先生写得，换个人可能就写不得，写了也没地方发表。写作者还是要根据自身才华的本质，来选择最适合的题材和叙述方式。这样，我们才能看到一个姹紫嫣红缤纷多姿的散文生态。梁先生散文的过人之处在“高大上”，但若作一点苛求，他的局限也在过于“高大上”。如果在正面强攻时，有点迂回；在“高言大句”时，抹些许“闲笔”；在阳光明媚后，洒几缕斜风细雨，那就有如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