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争鸣：作者风格、形式美学与时代症候.docVIP

《刺客聂隐娘》争鸣：作者风格、形式美学与时代症候 　　2015年9月30日，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文艺沙龙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106室展开第十五期沙龙活动，此次沙龙活动由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北大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陈旭光教授主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李雨谏以及硕士研究生周圣崴、祖纪妍主讲，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顾春芳教授、陈均副教授、山东艺术学院宋法刚副教授、北大艺术学院博士后拓璐等嘉宾参与讨论。 　　近来，我国电影票房市场突飞猛进，2015年仅仅过去了一半全国票房总收入就已经超过了300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全年的票房总额还要多。在这种“井喷式”的“繁荣”现象中，票房的多少似乎逐渐成为了评判一部电影好坏的唯一量尺；“烂片”由于高票房而渐渐地不被人批判，好的艺术电影却因为票房的惨淡而备受指责。在这种现象式的电影环境中，构建起一种全面而客观的电影评判体系显得迫在眉睫。针对近期饱受热议的电影《刺客聂隐娘》，一场关于电影评价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本期沙龙的话题焦点。 　　一、《刺客聂隐娘》的时代症候 　　祖纪妍：我们从聂隐娘的主题内涵和文本外延进行讨论。所谓《刺客聂隐娘》的时代症候，我们可以依据福柯一句著名的话“重要的不是话语（历史）讲述的时代，而是讲述话语（历史）的时代”为我们的方法论。我们探讨聂隐娘的时代，基本上可以从两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层面是历史叙述的时代，针对聂隐娘来说，我们需要讨论的聂隐娘到底为什么没有杀田季安；从第二个角度就是讲述历史的时代，那就是说到底应该不应该推荐聂隐娘这部电影，就像陈老师提到的，观众与非观众的问题。 　　为了更深入的进入到这两个问题的讨论，我想先用一个字概括侯孝贤导演的整个创作历程大概就是“儒”，儒家的儒字。首先第一点就是儒者始于生活，侯孝贤的出身就是台湾问题少年电影的缩写。他父母早亡，从小就浪迹街头与社会少年一起度日。侯孝贤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如果不是电影，如果不是他热爱电影，那他早就成为了一个流氓，所以这段少年轻狂的往事对他的早期的电影有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也是他早期电影的主要素材，包括《童年往事》《恋恋风尘》等作品都是他亲身经历的影子。所以说关注小人物的生活，凝视社会边缘的生命就成为侯孝贤电影一以贯之的精神的母题。这点上从聂隐娘到这个电影的选材中就可以看出来，在一个恢弘的历史叙事中他选取了一个并不是非常知名的女侠客作为影片的主角，而且是生于朝堂之上，却最后隐匿于风尘之中的一个女子，就这种人物的边缘性基本上可以纳入到侯孝贤一以贯之的叙事的这个结构中来探讨。 　　第二点就是儒教反思家国，侯孝贤少年时候生活非常不易，坎坷的生活点滴使他的电影总带着残酷的影子，但是他又有一个浓浓诗人的气质，所以在他的镜头感中，含蓄的公众与委婉的主观性两种风格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就使侯孝贤的电影呈现出新一代台湾电影人寻根的同时有着艺术价值和相当的史料价值。大家想必都看过《童年往事》，如果说其中念念不忘大陆的老祖母，说明侯孝贤还在描绘父辈走出孤岛时候的离丧感，那么到了《悲情城市》《好男好女》《羡慕人生》的台湾三部曲时期，侯孝贤已经成熟的可以把个体生命的青春体验上升为整个民族历史的叛逆期，风格上也更加的凝练厚重，所以我们对聂隐娘的历史认知也不应该局限于他是制革精巧的武侠故事，而应该把他归为一个关于侠义到精神历史书写的一个层面上来探讨。 　　第三点就是儒学诠释哲学，无论是个人的青春的怀旧反思还是乡土中国在城市进军下的没落，还是说民族历史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的选择，侯孝贤所有电影母题都是统一在视觉风格下，其带有明显写实意味的长镜头。关于电影语言的这个方面，我只是提出几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的长镜头其实不同于传统的巴赞提出长镜头的观念，因为他更着重于固定镜头内部的场面调度，凸显的是东方的时间与空间的观念，而且同时全景镜头和空镜头的使用使他的电影自然带有东方水墨画留白的逸韵。所以说在这个框架下理解聂隐娘为什么不杀田季安，其实也就是在儒字的框架下理解侯孝贤作为台湾导演代表的家国性。所以从这点上来说，我要提出李道新教授非常有名的论断，就是说大陆导演的家国性是以国为家，香港导演的家国性是无国无家，台湾导演的家国性是‘以家为国’，所以说聂隐娘不杀田季安的所有的理由都可以被纳入在一个以家为国的历史叙述当中。 　　在我看来，就‘以家为国’本身其实对聂隐娘来说是一种误读，就使得聂隐娘一生注定孤独。所以我认为这个电影大概是从三个角度描绘这一个女人的一生，它只是一个孤独女人的生活片断；其次讲述的是不被接纳的故事。第三个描写的是决意出走之前的阵痛。最后通过聂隐娘自己的努力，在这一趟下山的寻根之旅完成了从情到孝从孝到忠的三个情缘的了断。 　　目前，关于这部影片，评论界大概一共可以分为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就是“大师神作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