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商报》刊载《知堂回想录》钩沉.docVIP

《南洋商报》刊载《知堂回想录》钩沉 　　《知堂回想录》 乃是周作人晚年应时居香港的曹聚仁邀约而作，1962年11月底完稿后，发表与出版屡遭挫折。直到1970年5月，全书方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整体推出。而曹聚仁约稿之际答应连载的香港 《新晚报》，尽管总编辑罗孚出于谨慎，等到审读过全稿才签发，但1964年8月1日开始的刊载，不过持续了一个多月，即被当时北京的中宣部叫停。随后爆发的“文革”，不但使周作人死于非命，其“汉奸文人”的身份，更使这部自传问世难度大增。 　　在此困境中，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始终不曾放弃努力。他一直左冲右突，尝试先以报刊连载的方式，使 《知堂回想录》 的价值为更多人认知，同时，也希望能够用这笔稿酬，支付该书的出版费用。最终，愿望实现，按照曹氏在 《回想录》 书后的《校读小记》自述：“那年 （按：指1967年） 秋间，商之李引桐兄，经 《南洋商报》 的同意，在‘商余’连载十个月，本书才顺利印成。”曹聚仁因此特别代表已经去世的知堂老人，向促成此事的李引桐与连士升道谢。其间，穿针引线的李氏乃是在新加坡根基深厚的泰国巨商；连士升则长期担任 《南洋商报》 主笔，在新加坡文化界卓有影响；曹本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也一直作为该报驻港特约记者，为之供稿。这也是 《知堂回想录》 得以在新加坡 《南洋商报》 刊出的特殊因缘。 　　而关于 《知堂回想录》 出版前这次唯一完整的连载，包括具体刊期，曹聚仁当年既语焉不详；加以报纸本易散失，国内的研究者又多上一重隔海的困难，因此一直未见有关细节披露。好在现在通过网络，已是“天涯若比邻”；坐在家中，电脑即可连通世界。于是，对四十多年前这部自传如何避过“文革”风潮，远走新加坡 《南洋商报》 发表的史实，才有可能略作钩沉。 　　要说研究者对此次刊载一无所知也不公平，起码倪墨炎在1990年出版的 《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 中即提到：“后来商得 《南洋商报》同意，在该报副刊 《商余》 上发表，从1968年9月23日起，连载了10个月，全文刊完。”（《回想及其他》）已明白地记录了《知堂回想录》 的首发日期。这一时间也确实无误。不过，倪文有起点无终点，仍不完满。并且，就 《南洋商报》 的刊载而言，在周氏自传见报前，报社方面还另有其他的配合宣传。 　　1968年9月21日，即在 《知堂回想录》 推出前两天，《南洋商报》 第十二版先行发表了编者的一则 《小启》：“《知堂回想录》，由本月廿三日起，在本版刊出，希读者留意。”而此预告乃置于署名“邹人”的作者所写 《评介〈知堂回想录〉》一文末尾，该文前后尚配有“知堂老人六十三岁时摄”的照片及一张“知堂老人笔迹”。“邹人”尽管名字生疏，但一读文章便可知，其实为曹聚仁的化名。 　　此文开篇即按题作文，尽到介绍之责：“在这儿，我来推介一部以晚清启蒙运动以来中国社会文化动态为纲的自叙传，《知堂回想录》。”并称道，“这是老人晚年精力所寄，传世之作也”。作者也首肯周作人借用歌德“诗与真实”的自传命题所作自许：“这部回想录，正如老人自己所说的‘真实’这一面，比‘诗’的那一面更多些。”这同曹聚仁在 《一本书的传奇――一个新闻记者的独白》 文中说的，“这本回想录，内容很丰富，‘诗’与‘真实’兼顾，乃是传世之作”，是同样的意思。 　　在那个时代，谈论周作人，当然离不开鲁迅。这类对于周氏兄弟的相提并论，在 《评介 〈知堂回想录〉》 中也占了不少篇幅。其中亦有画龙点睛之笔。如称： 　　《新青年》 社倡导新文化运动，周氏兄弟在新文学创作上融会中外各树新帜。鲁迅短篇小说，有着写实作风，颇近莫泊桑，亚[及]柴霍甫 （按：即契诃夫）。启明开小品散文的新途径，远祖公安、竟陵诸子，正和张宗子 （按：即张岱） 相似。……周氏兄弟，正代表着散文的两种倾向两种风格。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叛徒文字，为讽刺而洗练，启明的小品，可以说是隐士文字，每委曲而含蓄。…… 　　当年 《新青年》 编委之一，刘半农氏，和周氏兄弟最相得，曾以“魏晋文章”来说明章门的文风。鲁迅得嵇康、阮籍之神理，启明则接近陶渊明，转入恬淡的路子。……陶渊明淡然物外，而所向往的是田子泰、荆轲一流人物，心头的火虽在冷灰的底下，仍是炎炎燃烧着的。启明自《新青年》 前线退而在苦雨斋，说狐说鬼，其果厌世冷观了吗？或者仍是炎炎之火在冷灰底下燃烧着的。 　　这些话出于写过 《鲁迅评传》 的曹聚仁之口，自是很有心得。何况，后段以陶渊明比周作人之言，本就抄自曹氏1934年所写 《从孔融到陶渊明的路》。只是，比较当年的遗憾周作人“由‘浮躁凌厉’而‘思想消沉’”，“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此时的作者显然已更多恕词。 　　说到 《知堂回想录》 的历史价值，1970年10月，曹聚仁在该书出版后所写的 《一本书的传奇》中列举较多，如周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