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后方》是怎样炼成的.docVIP

《大后方》是怎样炼成的 　　 　　埋头苦干――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2012年11月的一个下午，我接到一个电话，让我到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去领命电视纪录片《大后方》的创作任务。 　　与以往的创作不同，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命题作文”――为3年以后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制作一个以抗战大后方为主题的系列纪录片。 　　在一个命题作文面前，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两个选择：第一种选择，因为这是一个命题作文，创新难度又极大，因此，我们把它中规中矩、不出问题地完成就可以了;第二种选择，是一个专业人士应该有的下意识选择――无论什么样的选题，只要决定去做，就去付出所有的努力，不管不顾，突破自我。 　　我选择了第二种。尽管有很多朋友劝我选择第一种。他们的理由有很多：抗战选题我们做了几十年了，能创新吗？你有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的经验吗？你能找到这么多资料吗？你们做出来的片子能够播出吗？ 　　作为一个女性，很多时候对一件事情是凭直觉去判断的。我其实并没有太多理性地思考这个事情的难度和可操作性，只是冥冥中的感觉。首先，我们应该认真去做这件事情;其次，我们能做好。但无论如何，我们要花3年的时间在一个选题上面，仅此一点，就足以成为努力的全部理由：作为一个创作者，要对得起自己3年的生命。于是这部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就这样开始了。最初的那段时间，才知道自己真的被逼到了悬崖边上。 　　“大后方”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地理概念，其中很多主题都被拍摄成了纪录片。比如讲述滇缅战场的《中国远征军》、讲述大轰炸的《重庆大轰炸》、讲述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的《千秋红岩》，甚至连非常冷门的西北运输通道，都有5集的《驮工日记》。那么，《大后方》还能做些什么呢？ 　　从著名纪录片导演时间先生的《抗战》系列，到陈晓卿的《一个时代的侧影》，大叙事与边角料的方法都应用到了极致，《大后方》还能怎么做？尤其是作为一个地方电视台的团队，此前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资料留存，每集50分钟，共12集的篇幅，需要海量的影像资料。而以现行的定价标准，我们全部的预算都不够用来买齐资料。那么，《大后方》又拿什么来做呢？ 　　面对如此多的困难与焦虑，我对自己说，也对摄制组说：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这就是――埋头苦干！ 　　此前的文献纪录片，多数是靠总撰稿拿出一个文学稿本，编导通过采访、实拍，做电视化的工作。但是，对于《大后方》，这是行不通的。12集涉及12个完全不同的主题，有哪一位历史学者能够完成如此庞杂的历史文本书写呢？为此，我对摄制组说：我们只有用最“笨”的方法去做事――编导自己去看书、学习、挖掘故事与人物，自己写稿。 　　苦中有乐―― 　　完成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 　　于是，“噩梦”般的创作过程开始了。 　　有一天，《愈炸愈强》的编导赵兴明将他为创作所阅读的书籍全部堆到沙发上，一数，竟有60来本。 　　 　　我自己那间不大的书房，到处都是贴满标签的书本，从字数到难度，比起我在剑桥大学写硕士论文，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开始总是迷茫的，从哪里写起？写什么？完全是在迷雾中左冲右突。我曾经花了10天时间写了近4千字的《西安事变》，但是在某一个清晨全部删掉，第一集的开始，又全部重新来过。 　　有的编导挑战了从未有人涉及过的主题，比如第四集《战地红十字》，这个题目在中国大陆几乎没有人研究，连可以咨询的专家都找不到。编导周卉天天在各种历史网站上有哪些信誉好的足球投注网站信息，最后终于在台湾和美国找到了研究战时救护的学者，打开了这个全新领域的电视写作与呈现的大门。 　　 　　文本写作在曲折往复中一点点进展。可是，每每编导来问我：写这么多，画面怎么办？我把那点儿预算看了又看，也问自己：画面怎么办？有一段时间，半夜醒来，想起“大后方”这3个字，一阵冷汗掠过全身，就再也无法入睡。 　　在向几位同行及学者求教论证后，我对摄制组的国际制片彭然说：我们只有一条生路，自己去找，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影像资料库，就像抗战时的中国人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战地救护医疗体系一样。 　　彭然去了美国。为了节约经费，住在一个朋友家里，每天清晨6点多开始步行，再搭乘地铁，去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在无数个档案架上搜寻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小盒子，在这些小盒子的上百张卡片中搜寻我们可能用得上的影片。 　　这是一项旷日持久的极其繁杂的工作，考验着人的耐心、细心和恒心。最终，为了这部600分钟的影片，我们采集的历史影片有830部，总长276个小时，其中有26部为独家的视频素材。具体执行创作任务的编导，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各种渠道，从各种网站、朋友那里寻找资料的蛛丝马迹，每每有新发现，就放到群里大家分享。 　　那是一段苦中有乐的日子，我们从最“寒酸”的创作者，变得“富有”了，这笔财富让我们更加游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