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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经》与原始宗教关系再探究 　　摘 要：原始宗教与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密不可分，《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与上古巫文化息息相关。巫术中祭祀仪式影响到了神话的创作，其中灌注着原始先民对于世界的思考。巫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也起到重要的作用，而早慧的中国人出现的等级意识也在《山海经》中有所体现。 　　关键词：原始宗教；神话；《山海经》；民族精神 　　作者简介：罗茜（1993-），女，汉族，硕士，现就读于扬州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鲁迅先生认为神话是宗教之萌芽，袁珂先生认为“有萌芽的原始宗教信仰，然后才有根据这些信仰而创造的神话，神话兴起了，对于宗教信仰也起着巩固和推动的作用” [1]在此，笔者认为神话和原始宗教的关系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在其先后顺序上或许并不能很清楚的区分，但无疑神话影响了原始宗教，同时原始宗教的产生对中国神话乃至神话作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大部分神话的产生都缘于原始宗教。 　　在面对自然界的灾难和威胁时，远古先民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去解释超出自己认知范围的自然现象，这是神话产生的原因之一。同时，中华先民是充满智慧的，在面对未知可怕的自然界时，或者说在面对掌握着自己命运的“天神”时，他们并没有坐以待毙，“巫”的产生正是中国先民智慧的结晶。巫文化的出现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10000年，江西仙人洞洞穴遗址，这是带有巫术性质的“护石”和“镇石”现象的最早遗存。而很多祭祀的画面与《山海经》中的记录也是相当吻合的。“巫”的出现，沟通了人与神之间，作为一个主动的媒介形式而存在，这无疑影响了中华民族神话意识的发展方向，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早慧的产物之一，进而重视人类的能动作用，通过巫，向神祭祀、祈祷，同时也表现在主观能动地去改造现存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一味的膜拜神明。 　　一、《山海经》中的神话人物与巫文化息息相关 　　通过对现存遗址的考查和《山海经》中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神话故事中“神”和巫文化是密不可分的： 　　《山海经 西山经》载：凡西经二经之首，自钤山至于莱山，凡十七山，四千一百四十里。其十神者，皆人面而马身。其七神皆人面牛身，四足而一臂，操杖以行，是为飞兽之神。 　　《北山经》载：凡北山经之首，在单狐之山至于?山，凡二十五山，五千四百九十里，其神皆人面蛇身。 　　《中山经》载：吉神泰逢司之，其状如人而虎尾，是好居于?i山之阳，出入有光。泰逢神动天地气也。[2]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遗址（距今约5000-4800年），中涂朱石钺、鲨鱼牙、玉钺、冠状饰上雕刻的“神人兽面复合像”可能是祖先神（巫师祖神）和自然神（兽神）相结合的象征。江西新干大洋洲遗址（距今约3100年左右），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和玉器。该遗址中最值得注意的双面人头形神器与神人兽面形饰，其被判断为巫师所用之法器。[3]而这些神人兽面的图像在《山经》中几乎作为每一座山的山神的样貌出现。可见，《山海经》与巫文化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对于吉神泰逢的描述可以看出浓厚的神话色彩，人面虎尾，是居住在东守阳山的山神，每次出行身边都带着五彩的霞光，能兴风雨。郭璞《图赞》中记载：神号泰逢，好游山阳。灌足九州，出入有光。天气是动，孔甲迷惶。同时，《吕氏春秋?音初篇》也记载夏朝昏君孔甲一次在?i山之下打猎，大风骤起，天色变得十分昏暗，使孔甲迷了路，即是泰逢所为。这些故事虽散落在各部书籍中，但将其连缀起来，依然可以窥见吉神泰逢的全貌。 　　二、祭祀仪式的多重性质 　　巫文化其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祭祀。现存的阴山岩画上就有巫师娱神祭祀的画面，如乌斯台沟第十九地点第一组：在画面的左上方有三对蹁跹起舞的舞者，有的系着尾饰，有的持牛尾。他们的周围有各种动物和各种怪异的人面像，亦即神灵的头像。再如乌斯台沟第四地点第一组岩画：左边两人舞姿相同，皆有尾饰，右边一人左臂高扬，右手持牛尾。这些画面与《吕氏春秋?古乐》中“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的记录如出一辙，同时与《山海经》中的多处记载也甚为相似。 　　在这些祭祀仪式中，我们可以看到原始先民通过献酒、宰杀牺牲、奉上吉玉、献舞等方式来祭神娱神，祈求平安或风调雨顺。而祭神之舞还有着不同的讲究，比如《中次九经》中所记载的，如果想禳灾，就用持盾斧的干舞来驱妖逐邪；如果想祈福，就穿袍戴帽，手持美玉舞蹈来博得神的欢心。同时，持盾斧的干舞还出自于《山海经?海外西经》中的一则神话故事：“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于常羊之野。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而舞。”所以干舞在古代也逐渐发展成了一种持盾（干）和斧（戚）的武舞，代表着一种猛志常在的精神，同时作为祭祀之舞，也表现为用武力和暴力辟邪驱灾。可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