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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畔》的情节模式及其写作基点 　　摘 要：个体和群体间的疏离和抗争的情节模式在新文学作家的创作中屡见不鲜。严歌苓的《床畔》正是在这个情节模式上的文学叙事，所表现的是个体与群体抗争所带来的人的生存的困境。当然，《床畔》的这种情节模式的基点是有问题的，是在非人性、非道德的层面上进行的观念化写作，其背后推手则是市场。 　　关键词：个体与群体 抗争 人性 市场 　　一、个体和群体间的疏离与抗争 小说以主人公万红来到第56野战医院为开场。从第一次见到张谷雨开始，万红就坚定地认为这位英雄并非植物人，而是实实在在地“活着”，并且他们之间存在着某种交流。正是围绕着这一点，作为个体的万红开始在群体面前成为一个他者，并与之展开较量，因为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张谷雨是“植物人”的事实。 　　纵观文本，整个小说所提供的是个体与异己群体间的疏离与抗争的情节模式，这种情节模式在新文学史上并不鲜见。鲁迅是在新文学史上第一个设置这种情节模式的作家。《狂人日记》中狂人在“病”的状态下发现了社会历史的真相，随之与整个“健康人”群体、整个“吃人”环境进行对抗。狂人的“清醒”被异于他的群体认为是“有病”，必须被“疗救”，狂人最终的“于某地候补”的结局显示了个体为群体所“治愈”的悲哀。鲁迅正是在对清醒的个体与未清醒的群体之间的张力矛盾的呈现中，实现了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本质的揭露与批判。鲁迅的其他小说《在酒楼上》《孤独者》也同样是关于这个情节模式的叙事。借吕纬甫与魏连殳的遭际，鲁迅同样进行了个体与群体关系的探讨，对知识分子的处境与精神状态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郁达夫的《采石矶》也是关于个体与异己群体疏离的叙事。“狂士”黄仲则始终与群体与时代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避免最终被群体环境所同化而丧失自我的个体性，他选择放浪形骸，融入野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丁玲的《在医院中》的情节模式与《床畔》呈现了更多的相似性。都以一个青年（林震、陆萍、万红）来到一个新的环境（组织部、医院、医院）为起始，通过他们的观察与遭际，看到了新的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并且主动地与环境中的群体疏离开来，成为一个孤立的个体。所不同的是三个主人公面对异己的群体环境所做的抉择。林震在组织部发现问题，产生困惑后，仍然保持着“少年布尔什维克”的激情来寻找更好的方式面对这些异己因素，不为群体环境所“治愈”。陆萍在看到了医院中的种种问题后，选择与之抗争，但在与“没有脚”的人谈话后，逐渐被群体环境所“治愈”，成为精神“被改造”的个体，丢失了能与问题进行抗争的知识者的身份。万红则是选择始终与异己环境进行抗争，拒绝被“治愈”，但是万红的抗争有着更多的意味（这部分内容将在下文叙述）。 　　可见，这种关于个体与群体关系的书写是新文学作家们所热衷的。不同的作家在处理这一情节模式中都带入了自己个性化的思考，这些思考与作家的身份、价值观、时代理念密切相关。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确是人类生存所面对的一个永恒的问题，尤其是当个体与群体出现了疏离关系后，作为个体的人如何抉择、如何作为，直指人的存在层面。 　　二、个体的生存困境 个体和群体间的疏离与抗争是《床畔》的情节模式，那么作家是如何对这一情节模式进行个人化的表述的呢？这种表达主要体现在对作为个体的万红在与异己群体抗争后的抉择和精神状态的呈现上。 　　万红之所以会与环境形成对立关系，是因为在张谷雨是否是“植物人”这个问题上出现了争议。除万红外的几乎所有人，出于某种考虑，都认定张谷雨是“植物人”。 　　在小说中，伴随着秦教导员官职的不断上升，他对张谷雨的态度却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从刚开始认为张谷雨的英雄精神“将要衡定医院五百多医护人员的情操”{1}，到后来完全忘了张谷雨的存在。对于秦教导员来说，张谷雨是否是“植物人”于他并没有关系，他需要的是借张谷雨所提供的“阶梯”，进行他的政治攀爬，一旦张谷雨没有利用价值，也就自然对他视而不见。小说第13章中，玉枝强行拉走了花生，拒绝让儿子为张谷雨不是“植物人”提供证据，原本的夫妻关系在这里荡然无存。对玉枝来说，张谷雨每月的工资就是他的价值所在，而他是否是“植物人”，这不是她所关心的，甚至说，如果张谷雨不是植物人，那她与小乔师傅的“正常生活”就会受到冲击，这是她所不愿面对的。小说刚开始描写人们是如何地尊敬张谷雨，“胡护士向万红说到张连长手术那天，从省里和各级军区来了上百个记者，西昌城、县城都来了慰问团，团成员拎着胡琴、笛子，穿着五彩的彝胞百褶裙。几百号人等在手术室门口，张连长刚刚被推车推出门，就有人大喊：‘敬礼！’几百只手刷地举到了几百个脑袋右侧。”{2}而后来张谷雨的处境则变成了“门前冷落车马稀”，没有人意识到张谷雨的存在。对于这些医院中的其他人以及外界的人来说，张谷雨是否是植物人与他们没有任何必要的关系，他们只是暂时性地需要为他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