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人》主人公的身份焦虑及多重文化身份探讨.docVIP

《情人》主人公的身份焦虑及多重文化身份探讨 　　摘 要：1984年，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的自传体小说《情人》问世，同年荣获龚古尔文学奖。透过这部小说及其改编的影视作品，读者看到了一个迷失自我的妙龄女子在她绝望的异国恋情里苦苦寻找着身份认同。深陷身份焦虑的主人公在多重文化身份转换之间解构着自我，又重塑自我。 　　关键词：《情人》 文化身份 身份焦虑 流浪者 自我 　　一、多重文化身份之框架：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 小说《情人》的主人公“我”是个十五岁半的白人女孩，由于这是杜拉斯的自传小说，这个“我”其实正是杜拉斯的独白。《情人》讲述的故事在如下背景中展开：“我”的父母受到法国殖民地政府的欺骗，远渡重洋从法国来到印度支那，结果一无所获，父亲还客死异乡。父亲死后，母亲只能在当地的一所法文学校当校长，以此来养活“我”和两个哥哥。后来母亲花掉自己所有的积蓄，在柬埔寨的贡布省买了一块地，但殖民地土地管理部门竟无人告知她这块土地无法耕种，因为它每年都要被海水淹没六个月，最后以母亲建立防潮大坝失败、家园被毁而告终。 　　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在《从朝圣者到观光客――身份简史》一文中将人的身份分为五类：朝圣者、漫游者、流浪者、旅行者、游戏者。其中，流浪者是无主的，无家可归，流浪者无论去到哪里都是外邦人，没有一个地方能让他定居。而旅行者和流浪者相似，他去任何地方却又不属于任何地方，与流浪者不同的是他的“移动”行为是故意为之，并且“有家可归”，“异乡”在旅游者看来是友善的，符合他们的奇思妙想。而定居者是齐格蒙在论及流浪者时提出来的一个对比概念，指“定居的人”，在定居地有土地上、社会上、生活上的位置的人。① 　　笔者认为，“我”的文化身份经历了“旅行者――定居者――流浪者”的系列变化。对异国东方抱着美好愿景主动来到殖民地时的“我们”是旅行者，以“我”的父亲之死为节点，“我”的身份开始由有家可归的旅游者，经由暂时性定居者的身份一步步转变为身如浮萍的流浪者。在这个逐渐迷失的过程中，“我”在不同关系中饰演的其他文化身份的交互作用进一步促使“我”最终变成一个迫切需要寻求自我身份认同的流浪者角色。 　　身份理论（Identity theory）认为身份的结构和作用与人们在社会中饰演的角色密切相关。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自我通过个体行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获得多面性，人与人，人与社会相处过程中形成的人际关系让人获得不同的角色身份。例如在家庭里形成父母子女的关系，在学校里形成师生关系，在爱情婚姻里形成两性关系等等。而在每一种关系里每个人都扮演着各自的角色。在小说《情人》里，主人公“我”同时扮演着母亲的“女儿”、兄弟的“妹妹”、寄宿学校的“学生”、中国富商的“情人”、殖民地里的“白人”角色，这些角色赋予了“我”相应的身份和文化意义。 　　二、多重文化身份之枝节：女儿、妹妹、学生 本文将从“我”的“女儿”“妹妹”“学生”的多重文化身份来阐释“我”如何成为一个对自我身份感到焦虑的流浪者。在此基础上，结合“我”的殖民地“白人”和中国富商的“情人”身份来解析“我”如何重构身份、寻找自我。“我”和母亲的母女关系可以说是失败的，“我”爱母亲，却也极恨她。在“我”心里，母亲把她所有的爱都给了她的大儿子。“我”曾经和她聊自己的梦想是写书，她只是耸了耸肩，认为那是小孩子的行为；“我”法文考了第一，她并不满意，因为不是她心爱的大儿子考第一；因为家庭经济拮据，为了“搞钱”她甚至允许自己的女儿出门打扮得像个娼妇。“我”要离开她，要与“女儿”的身份决裂：“我可能第一个离家出走……时间一到，就非走不可。”③在“我”心里早已默默否定了“女儿”的身份，在这个躯壳里，“我”找不到自己，痛苦又愤恨。 　　同样地，“我”与哥哥之间构成的兄妹关系也是失败的。我尤其恨那个无恶不作的大哥哥：“我想杀人，我那个大哥……要当着我母亲的面把她所爱的对象搞掉――我相信我的小哥哥，我的孩子，他也是一个人，大哥的生命把他的生命死死压在下面……”④可见，我与无赖的恶棍大哥之间毫无兄妹之情可言，“我”对他只有憎恨与恐惧，恨不得要把他杀掉。而对于与“我”感情投契的小哥哥，“我”与他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单纯的兄妹情，那更像是一种复杂的、相依为命、互相慰藉的情感，“我”的小哥哥是和“我”一样孤独的“孩子”。小哥哥多年后去世时，“我”甚至觉得自己已和他融为一体，“我”永远爱他甚至甘愿代他去死。可见，两个哥哥对于“我”来说并没有真正承担着“哥哥”这一角色身份，因此“妹妹”的身份也不能给“我”带来自我认同感，反而为自我存在的意义更添一抹困惑与虚无感。“妹妹”的身份进一步造成了“我”的身份焦虑。 　　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在殖民地定居生活，“我”便从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