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城》中的香港本土意识.docVIP

《我城》中的香港本土意识 　　摘 要：摆脱现实主义框架，从香港本土意识的角度关照西西的小说，更易于把握西西小说创作的内涵，理解她小说中的实验意义。本文从香港本土意识出发论述《我城》中的香港本土意识。 　　关键词：西西；《我城》；香港；本土意识 　　作者简介：廖昱霄（1993-），女，汉族，贵州都匀人，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专业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美学、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2-0-02 　　西西作为香港当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在台港曾多次获奖，是颇负盛名的作家，而在大陆却少有人知。近年来台港文学逐渐走入文学批评者的视线，对西西以及相关文学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我城》是西西的代表作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我城》写于1974年，1975年在《香港》快报上连载，字间镶嵌一幅画和几个字，平行拼贴，连载共刊16万字。删减版1979年由香港素叶出版者出版，1989年3月才出版了完整的全文以及插图版，其中108幅图均系作者自己绘出。西西在这部长篇小说中，以独特的语言风格、叙事手法、小说结构及人物塑造等书写了一个轻松愉快、哀而不伤的70年代的香港，在诸多方面在当时的香港文坛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同时，作为香港意识的发轫之作，也使得这部小说具有考察香港意识重要意义。 　　一、“香港意识”始于《我城》 　　作家的创作与其生长的环境与生活的经历是密不可分的，香港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有其存在的特殊性。许子东曾说：“真正有香港意识的小说是从西西呐代开始的，她最有名的小说叫《我城》，这是最有标志性的。” 　　六七十年代，随着新一代本土港人的成长，“香港意识”浮出了地表。新一代港人或者生于香港长于香港，或者生于外地长于香港，他们不再有父母一代的浓厚的“北望”情思和“过客”心态[1]，相反，他们以为香港为自己的家乡，与香港共生共存，“港味”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他们的骨血中，他们以香港的繁荣为荣，他们的生命也熔铸在香港的发展中，他们对于香港有不同于父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而西西写于70年代的《我城》就代表了这一代人对于香港的情感，也代表了新一代本土作家对于香港的认同。 　　作品的中呈现的情感取向在无形中显示了作家们隐含的情感立场，无论是阮郎、东瑞等现实主义作家对于都市中辛酸的暴露与批判，还是刘以鬯等现代主义作家对于身处都市的现代人焦虑与疏离，都显示了一种对于香港这个城市中经济文化质疑。西西属于随着香港的发展而成长起来的一辈，五十年代工业化，六、七十年代的经济腾飞，使香港从一个偏僻小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这其中包含着西西这一辈年轻人的青春体验，对于香港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使他们为此而感到自豪。在西西心目中，香港是“我的城”，她在小说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正是她“我城”这一叙事立场的一种表现。[2] 　　二、《我城》中的“港人形象” 　　《我城》中西西开始了新题材新手法的试验，这背后亦和香港社会的本土意识抬头相互联系。其实，自1971年麦理浩上任以来，香港福利、城市建设等各方面都快速发展，香港人开始意识到“我城”的存在，本土意识愈趋明显。[3]西西在书中的书写正是为这新一代年轻人立传，书中对阿果、麦快乐等一系列人物的书写正是当时年轻人的真实写照，西西对这些年轻人是不无赞扬的，西西曾说： “那时，香港也有许多这样的青年人，活泼，充满朝气，穿牛仔裤唱民歌，难得的是相当明白事理，有正义感，但这种正义感不会放在嘴边，对生活的要求很踏实，很朴素……他们做的不过是卑微的工作： 看守公园，修理电话，没有什么了不起，生活环境却困难重重，可都努力去做，而且做得快快乐乐。这小说是献给这些无名英雄的。”[4] 　　在西西的笔下，住在这城里的人是轻松且快乐的。阿果找工作不过是为了有点有趣的事情做，在报纸上见到消息后，阿果做了一些“填字游戏”就被录用了，“你去做你高兴的事，我去做我高兴的事。”[5]可见他在这座成生活得怡然自得。阿果做的电话修理工，这种工作需要串街走巷、登高爬低，但阿果并没有感到辛苦，“我觉得我的工作很有趣，这么高高地站在大街上空，看得几底下忙碌的路人。有时候，也有一两个路人抬起头来朝我看，我就想问问他，你说我的工作有趣吗，你的工作又是什么呢？”他所做的工作固然是这座城市中最基础的工作，但是他引以为傲，西西以赞赏的甚至是有些得意口吻去叙述阿果普通的工作，这在商业化的香港无疑是清流般的存在，由此也可窥见西西本人对于商业社会的观望态度。没有事的时候，就玩牌游戏，他们乐在其中“当这四个人坐在一起作牌的时候，气氛是热闹的，他们会把牌拍在桌子上拍得很响，好像谁拍得最响谁就赢，即使不赢，那姿势，也赢了。”香港快乐甚至延续到了难民营里：“在军营里面，他们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