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书牍文体观念探析.docVIP

《文心雕龙》书牍文体观念探析 　　摘要：书牍文的日益繁荣留存了大量的作品，却在晋代之前未有系统的理论提升。《文心雕龙?书记篇》在挚虞、李充的理论基础上，对书牍文的文体特征、写作要求、尊卑有别现象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并选取代表作予以评论，可谓书牍文体理论集大成。却也存在文学观念保守，论学论文书牍与帖未加关注，书启未加区分的不足。 　　关键词：书牍文 文体观念 《文心雕龙》 功绩 不足 　　书牍文是以文字互通信息的应用文，很早就成为我国古代散文中的重要文体。从《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和《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辑录的作品情况来看，书牍文是除诗、赋外数量最多、文学性最强的一种文体。随着文体学研究的深入，书牍文愈发引起学者的关注，而历史上较早较系统地对书牍文进行理论总结的是刘勰。《文心雕龙?书记篇》是先唐书牍文理论总结的集大成之作，要准确地把握刘勰的书牍文体观念，评论其功绩得失，就必须对刘勰之前和同时代的书牍文体观念的演变做一番细致的考察。 　　一、《文心雕龙》之前的书牍文体认知 　　《文心雕龙?序志篇》（以下只注篇名）云：“若乃论文叙笔，则囿别区分，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上篇以上，纲领明矣。”自《明诗》至《书记》二十篇，刘勰就是在此“纲领”下，分别介绍了各种文体，内容无外乎四端：追溯源流，解释名称与性质，选取并评论代表作品，指出各种文体的特点和写作要求。 　　然而书牍文与诗、赋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对其文体特性的认知经历了漫长的时间。一种文体的真正确立，往往出于现实的需要，由零星使用到被广泛地应用，从而引发文人关注并进行大量的创作，出现许多优秀作品，文体特性在创作中逐渐凸显，最终在理论研究者的提升下确立其地位。 　　作为应用文体，书牍文很早就被广泛地使用了。殷墟出土的三片甲骨（第431、512、531片），“应该是我国书信的滥觞”。1976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四号墓中出土了战国时写在木牍上的两封家信，“提供了上古民间私信的最早实物……是名副其实的尺牍”。实物的出现，有力地证明了书牍文出现早，使用范围广。汉代书牍文的数量应远超出存世的数量。《汉书?陈遵传》记载：“遵起为河南太守。既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致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虽不无夸饰，却也能见数量之大。而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很多书牍，表现了西北边陲戍守士卒的心声。随着考古的进行，将有更多的书牍被发现。汉代书牍文的形制已较为固定，且注重书写较好的书牍文的保存，“（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 　　然而战国两汉时期的书牍文，除因实用而产生的史学价值外，文体学意义上的理论总结并没有出现。许慎《说文解字?序》曰：“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刘熙《释名》云：“书，庶也，记庶物也。亦言著也，著之简纸永不灭也。”这种词源学意义上的解释被《文心雕龙?书记篇》所延续，“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盖圣贤言辞，总为之书”，但无助于书牍文体特征的彰显。蔡邕《独断》只论及官文书形制，未及书牍文。即使是到了曹丕的时代，“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典论?论文》），也未涉及书牍文体。同时代的文士，如桓范《世要论》明及序作、赞象、铭诔，刘桢《处士国文甫碑》谈到过铭诔，都未提及书牍文体。虽然短短几十年，曹魏创造了量大质高的书牍文，曹丕在《与吴质书》说“（阮?r）书记翩翩”，《典论?论文》中说“琳、?r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关注到书牍文所取得的成就，但不得不承认，晋前书牍文还未真正进入理论总结的阶段。 　　《隋书?经籍志》云：“晋代挚虞，苦览者之劳倦……自诗赋下，各为条贯，合而编之，谓为《流别》。是后文集总钞，作者继轨，属辞之士，以为覃奥而取则焉。”此外，尚有李充《翰林论》，惜乎均散佚不全。挚虞首创选文与评论结合的批评方式，现存残文主要论述了诗、赋、颂、铭、箴、诔、碑等十二种文体；“李充之制《翰林》，褒贬古今，斟酌利病”，论列各种文体，列举古今代表作品并对利病得失加以评论，概括各文体特征及写作要求，现存残文主要论述了议、表、驳、奏、论、赞、盟、檄等作品。二者所存残文都未涉及书牍文体，但从其选文与论述的广度来看，既已远涉图谶，则当时所存各种文体，应在论述之列，那么认为二者对书牍文曾有遴选和评论，似非荒谬臆测。更何况《隋书?经籍志》著录晋王履撰《书集》八十八卷，虽亡佚却也能显示出书牍文已被广泛认同且有专体总集出现。南朝时这种情况更为显著。《隋书?经籍志》著录：“《应璩书林》八卷，夏赤松撰；《抱朴君书》一卷，葛洪撰；《蔡司徒书》三卷，蔡谟撰；《前汉杂笔》十卷，吴晋杂笔九卷，《吴朝文》二十四卷，《李氏家书》八卷，晋左将军王镇恶《与刘丹阳书》一卷，亡。”据姚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