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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绛生平与创作大事记》中的故事 　　在近年出版的 《杨绛文集》 与 《杨绛全集》 的最后一卷中，都附录了杨绛自己撰写的 《生平与创作大事记》 （以下简称“大事记”），其中，有些故事与“记述”故事的方式读来令人觉得颇为有趣，值得研究者和“杨迷”细心考证。 　　一 　　“大事记”记录了很多杨绛的至亲，其中记述的最详尽的一是钱锺书，二就是杨绛的父亲杨荫杭。 　　有人抱怨杨绛“心思狭隘”，其表现之一就是“护夫心切”，为了力保钱锺书的名誉与权益，不惜和某些重要的钱锺书“研究者”，甚至是从前的“友人”翻脸。读过“大事记”后会发现，杨绛的“狭隘”何止表现在“护夫心切”，父亲的清誉也是她不遗余力维护的。 　　在目前能够看到的史学材料、著作中，多是把杨荫杭塑造成一个典型的、积极的、彻底的“反清”革命斗士。一些近代史的研究者甚至希望杨绛能够提供帮助，以便了解清楚杨荫杭如何从一名“革命者”转为了“立宪派”。据中华书局出版的 《中华民国史》 记载：“江苏地方革命小团体发生最早，1901年夏留学生杨荫杭回到家乡无锡，聚集同志，创设了励志学会。他们借讲授新智识之机，宣传排满革命。”杨绛指出，这一事件严重失实，因为此时杨荫杭还未卒业回国。 　　“大事记”中，杨绛写“父亲于1910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硕士回国，执教北京政法学校，兼为清室肃亲王善耆讲授法律。……不久辛亥革命，父亲辞职回乡照顾祖母等，父母遂携我到上海避难”。很显然，杨荫杭回国时曾经“身兼二职”，既执教于新式学校，又为善耆担任私人法律教师。这在当时的留学生中可能是很普遍的现象，但在后来的某些“历史学者”的眼中，这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建构杨荫杭的“反清”志士形象，他们在著述中有意淡化甚至抹去杨荫杭曾为清末贵族业师的历史。 　　杨绛撰写 《回忆我的父亲》，这篇文章是应诸多历史研究者之邀而作的，但是并没有按照要求，多谈杨荫杭的“革命”事迹，在她眼中的父亲专注事业，更热爱生活，读书写诗，踏青赏花，“溺爱”孙辈，独独并不钟情谈论与参与“革命”。文末，她说父亲是那个时代常见的知识分子之一。言外之意，就是告诉大家不要把杨荫杭想象成激进的革命党人士，他只是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在“大事记”中，杨绛再次有意识地为父亲的“身份”正名，直言自己“出身开明知识分子家庭”；杨荫杭早年出国后就“脱离了革命，埋头书本”。试猜想杨绛反复地说明父亲“身份”的目的只有一个――反感他者有意识地虚构杨荫杭的“革命”形象，虚构的故事即使是“光荣”的，也会使先父蒙羞。 　　二 　　杨绛的“大事记”中多记录个人的经历，虽然只是记述大略事迹，但是文中却呈现出了明显不同的笔调。比如，谈与钱锺书初识、相恋以及结婚等事时，杨绛罕有地采用了抒情、俏皮的笔调，尤其写二人初恋的误会之事，充满着亲昵之情；再如，“大事记”中还详细地记述了钱锺书著作的出版、翻译、获奖，被编选入教材等问题。在后期出版的 《杨绛全集》中，还订正了几处之前有关钱锺书作品出版地时间、版本地记录的谬误。这看似流水账式的记录笔体单调、冗长、乏味，但其背后却饱含深情，正如她在《钱锺书集》 代序中写的，“我希望他毕生的虚心和努力，能得到尊重”。杨绛对丈夫的“尊重”就体现在细节之上，她小心翼翼地打扫“战场”，事无巨细，毫不马虎。此用心良苦，令人感叹。 　　杨绛一生中经历了诸多波云诡谲的政治事件，在“大事记”中，这些“大事”往往只是简要地记上一笔，并不做过多的议论。熟悉杨绛文风的读者会欣然地发现，这正是杨绛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表达她对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 　　少年时，杨绛经历了五四运动、北伐等重要事件。五四运动时期的杨绛刚满八岁，她曾亲见街上浩浩荡荡游行的大学生，却并未有特殊的时代感受。北伐战争时期，杨绛正读高二年级，此时，她的眼界与心思都逐渐地开阔起来，北伐的胜利使敏感的杨绛终于感受到了时代变化的明确信号――女子开始剪去长发。比较这两处有关杨绛青少年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的记载可以看出，杨绛完全采用的是一种个人的视角观察历史、政治、现实的变化。 　　杨绛在“大事记”写了一家人在日军侵华期间的生活经历，十分地耐人寻味。1935年，杨绛伴读钱锺书远赴欧洲留学，正在求学的关键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两人毅然决定放弃学业，立即回国。夫妇俩回到国内便分隔两地，钱锺书应约到西南联大教书，杨绛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钱瑗来到上海，不仅要独立抚养年幼的女儿，还要照顾钱家与杨家两边的长辈，生活的艰难与困窘可想而知。此间，杨绛身兼数职，一面帮助振华女中筹备上海分校，一面要做家教补贴家用，这样的生活坚持了近三年。上海沦陷后，钱、杨得以终止了“分居”生活，日子却并没有好起来，经济上反而更加地紧张了。虽然钱锺书很快在上海谋得了工作，但杨绛却失业了，她坚决辞掉了日本人接管的小学的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