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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与《孩子王》的叙事模式分析 　　摘要：在统一的叙事模式的关照下，《棋王》与《孩子王》却表现出了各具特色的叙事效果。通过对两部作品基于文本细读的叙事学剖析，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阿城独树一帜的创作理念与意旨传达，在对当代文学经典进行叙事再解读的过程中完善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建构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棋王；孩子王；边缘化叙事姿态；叙事效果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2）-27-00-01 　　一、边缘化的叙事姿态：暧昧的“叙事违规” 　　在《棋王》的开头，叙述者“我”与王一生还没有相识，于是通过转述人介绍了王一生的三件轶事，分别是被人陷害，设局扒窃；拒绝师从国内名手；跟随捡烂纸的老头学习棋艺。这三件事作为原本不认识王一生的“我”来说，是不应该知道的，要想叙述的合理就必须指出转述人的存在。但是，事件的经过如此详细，人物表情、动作、对话一一还原。三件本应有时间跨度的事情，由“我”作密集叙述，于人物塑造，背景铺陈来说是有利的，王一生的形象、立场即时鲜活起来。但问题是，这些转述人的转述是否合理？ 　　阿城的《棋王》在开头的转述处理，笔者称其为“暧昧”或者“边缘化”的叙事违规，即它于全知叙事与第一人称叙事来说，都是边缘化的。在叙事策略上，它合理并偏向第一人称叙事；而就叙事效果而言，它偏向违规，并有不合理性。但是后一种的偏向和不合理是隐晦的暧昧的，如若不做文本细读基础上的叙事结构剖析，是绝对不会察觉的。所以，我们不应该由此就将小说这一部分的叙事归入违规的行列。总的来说，他还是处于第一人称叙事模式内的。 　　这种边缘化的叙事姿态，同样也出现在《孩子王》中。作为“主人公”类型第一人称叙事模式的代表，《孩子王》要比《棋王》的叙述者失去很多信息的来源和观察角度，叙事本身限制了作家关照视角的辐射与波及。就这一点来说，阿城在《孩子王》中无疑是严格遵守的。因此，“我”作为主人公在小说中叙事权利的维护，基本上是通过大量的对话来实现的。比如，小说中很多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都必须从人物的对话中得到支持。刚开始，“我”对突然被从分场调离去学校教书，一直不明就里。直到到达学校后，通过与老陈的交谈“我才明白了原由。”“我们昨天发了通知，你来得好快。我们正好缺老师上课，前几天一个老师调走了。要有人补他的课。我们查了查，整个分场知青里只剩下你真正上过高中，所以调你来。”[1] 　　在《孩子王》中，作家在对话的间隙穿插了众多的细节描写。这种处理对于盘活对话气氛，突出人物性格，灵动叙述语言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同时使得“我”的叙述滑向了一种边缘化，带有一丝“暧昧”的境地。比如，“我”与王七桶相识是在一次去县里拉粮食的过程中，初次见面“我”给他递烟，“他转过眼镜，一脸的凶肉忽然都顺了，点一点头，将双手在裤子上使劲擦了擦，笸箩一样伸过来接。”[2]再如，学校附近放电影，“我”有机会与原来分场的伙伴聚餐，吃过饭“大家都站到门外，望望四面大山，舌头在嘴里搅来搅去，将余渣咽尽。”[3]这两处细节描写“我”都交代了作为叙述者的在场性，需要注意的这里强调的不是细节描写作为一种技法本身于叙事规范就天然地存在着不合理。而是，作家即使在交代了叙事合理性的前提下，对于细节描写的处理，如果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会流向边缘化。的确，作为“主人公”类型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只能叙述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但是，如果这种叙述过于详尽，以至于可以划入细节的范畴，那么，单就文本叙事来说，就多少会存在不合理的地方。 　　二、独特的叙事效果 　　应该说在《棋王》中悬念的制造往往与独特的叙事效果相生相伴，且不可替代。比如小说最后的高潮部分，车轮大战。作为叙述者的“我”由于视角的限制必须不断地穿插于赛场内外两个截然不同的空间之间。“我又进去”，“我出来”，“我急忙抢进大门”。“我”在赛场外时，为棋局留下悬念，通过外部氛围的描写和观众的状态烘托出比赛的紧张激烈。当伴随着“我”位置的移动将读者带入赛场内时，又可以详细地描写王一生比赛时的神情和动作。如果换做王一生自己或者场外的人来叙述，视角就有局限，叙事话语由于不能兼顾不同的空间，则必须做出妥协，舍弃其中一端或者采用明显的叙事违规，但对于这部小说狭小的篇幅来说，叙事策略的大刀阔斧显然是不合适的。 　　《孩子王》不仅在对话中穿插了大量细节描写以营造不同人物言语交织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阿城在小说中巧妙地利用了“我”作为”主人公”叙述者的特殊身份，以简短的心理状态作为连接人物对话的桥梁，比起细节的加入更加起到了丰富语言涵养，完善对话语气，健全人物形象的作用。比如，一开始由于我即将离开农场，老黑向我要锄头和镰刀。“我很不舍得，嘴里说：‘谁说用不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