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榛子》创作谈.docVIP

《疯狂的榛子》创作谈 　　我本想写一部单纯的爱情故事，可是，爱情故事一到中国，就单纯不了。就是梁祝和宝黛那样的爱情，悲欢离合也全是在一个文化结构里演绎。结果，我这部爱情故事就走过了三个时代和一个千年没变的社会结构。正义、自由、人性、幸福在追求爱情中被我们的民族心理演绎、诠释。等写完了，回头一看，我这部长篇小说写成了：顺着爱情走，一路诘问：人怎么才能好好地“活着，爱着，原谅着”？ 　　把爱情放到战争、灾难和折腾中写，不是我要的，是历史安排的。我们碰巧生活在一个热闹的时代。日子从一头过到另一头，也没用多少代。人们希望发生的事没发生，种下西瓜，长出来成了傻瓜。想不到的事一件一件从天上落下来，就白了少年头。看看过去，再看看将来，好在天也没塌下来，星星还是尧舜时代的。站在过去和将来之间，反思人性，反思人造的灾难和灾难踩在人心上留下的脚印，我跟着故事里的人物一起寻找，书里书外的人，能做的也就是这么多。谁能说“寻找”本身不是生命的意义呢？ 　　“寻找”是这样开始的：2010年，我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叫《青门里志》，是反思从“文革”到商业社会这阶段的人性故事。“文革”中的野蛮，在我看，是一种全民族的返祖，行为伦理返回黑猩猩一族的游戏规则。走到人性最深处，人还真不能太骄傲。我们身上带着我们动物祖先的基因。看看我们干过的事，“对社会的罪恶，我们谁都脱不了干系”。从“文化大革命”转到商业资本的纵欲，也没把人提拔多高，我们的动物堂兄博诺波猿早就能用《房中术》边治国边玩（解决争端的方法是性交）。现代的腐败官员的行为也是继续返祖。那什么叫作“人”呢？不能活了一辈子，连自己属于《山海经》里的哪一支都不知道。现在有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这么多“学”就想把“人”讲清楚。 　　人常常活成了一个老顽固，却也未必能搞清楚自己。这时候，文学就有事干了。“文学”说：我来把人的故事记下来，看看能不能把“人”讲清楚。写完《青门里志》后，我并没有想再写一个长篇，但是，我想再写探讨“人性”的故事。这时候，青门里的一个小朋友对我说：你写我妈的爱情故事吧。我答应了。《疯狂的榛子》中“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就这样铺展开来。 　　“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从小就知道一点。是那种大而干净，且不能轻易让妖怪碰的那种。写这种爱情故事，凄凄哀哀是一种糟践，没有宏大的背景托不住。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美人落难的爱情故事，是历史，是社会，是特定社会结构制造出的人性悲剧。它像一滴水，把一河水的性质都反映了。好也是它，坏也是它。大河说了算。一滴水的梦想不过是平平安安地当一滴水。风可以使劲地刮，浪可以翻了天，壮观也好，动荡也好，一滴水想要的只是：给风平浪静一个机会。“喇叭妈妈”的爱情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中国战区。那爱情故事做着风平浪静梦，发出了一些种子，种子一直长到现在。到我们这代还在寻找“和平”的机会。 　　中国姑娘爱什么样的男人，有群体性和时代性，反映社会价值观变迁。我小时候，看见过姑娘们就想嫁个当兵的，墙上好男人的照片身着草绿军装，腰上扎个皮带（我太小，自然是轮不着，就要到了一顶军帽。也欣喜雀跃，抱着睡）。后来姑娘们转成要嫁大学生了，文化人成了理想男人。再后来，转成要找科级以上的公务员，当官的男人给女人安全感。到现在，姑娘们要嫁有钱的，男人腰上要扎个大钱包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推崇的价值精英。“喇叭妈妈”的家庭是“扎个大钱包”的那种，她那个时代的英雄豪杰是保卫中国天空的航空战士。我在美国代顿空军博物馆看到过当年国民政府散发给中国老百姓贴的门神，就是肩插野鸡翎毛，头带飞行镜的洋关公。“喇叭妈妈”爱的人是当年中美混合联队（CACW，1943―1945）中的一名中方航空兵。 　　这样，我的寻找就从爱情转向了它的背景――战争。 　　我写战争、写航空战士，有朋友说：你是女的，战争的事你就别谈了。好像战争的性别是“男”。但是，我觉得：我小小年纪就有过“军帽情节”，应该还是有能力从我自己熟悉的角度写好“英雄”“美人”的。我没想写将军指挥战役，没想写士兵徒手肉搏，我想写战争中的男人女人，他们是活过战乱的人，我可以跟着他们的内心，去发现另一场内心的战争。“没有一场战争不同时也是内心的战争”（Marianne Moore）。哪怕是正义战争，战争强行带来的暴力也是人类的不幸。暴力对人的影响和伤害，除了让人断胳膊断腿，还会让人心理受伤。我想写对暴力的反思，不仅诘问暴力和反抗暴力的结果，而且诘问：暴力产生的原因？暴力留下的后果？人为反抗暴力牺牲的目的？ 　　这些想法刚开始构思时并不清晰，一边读书，一边写，一边想，才慢慢清楚的。和我写其他故事一样，我先得找书看。看着看着，我发现中美航空战士真是值得爱，他们担负着中国战场上的重要抗日任务，却又那么人性。有一本书叫《火焰和陷落》，是那时陈纳德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