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docVIP

《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 　　一、文学史上的“坏小子”？ 　　2014年9月27日张贤亮去世之后的第三天，批评家杨早在微信上发表了题为《张贤亮：文学史上的坏小子》的文章，讲了他对这位在20世纪80年代曾多次引发文坛轰动的作家的“心情有些复杂”的反应。文章写得漂亮，简洁而又有深度。不过，称他为“坏小子”，并和郁达夫、王朔置于同一谱系，总觉得不是很妥帖，有说不明白的别扭感觉。 　　当代文学史一般的描述是，张贤亮1957年因为发表诗作《大风歌》被打成“右派”。这首有一百一十多行的诗，登载于《延河》（西安）1957年第7期。9月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斥（大风歌）》的批判文章，指它是“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充满了敌意的作品”，跟着，西北地区的报刊也展开批判。作为“充满了敌意”的证据摘引的是下面这些句子： 　　我把贫穷像老树似的拨起 　　我把阴暗像流云似的吹飞 　　我正以我所带的沙石黄土 　　把一切腐朽的东西埋进坟墓 　　我把昏睡的动物吹醒 　　我把呆滞的东西吹动 　　啊！这衰老的大地本是一片枯黄 　　却被我吹的到处碧绿、生气洋洋 　　我向一切呼唤、我向神明挑战 　　我永无止境、我永不消停 　　我是无敌的、我是所向披靡的、我是一切！ 　　这是郭沫若早期自由体（《天狗》之类）的不高明的模仿。但在一个“自我”不再可以膨胀的时间，再说什么“所向披靡”“我是一切”，显然是犯了时代错误。不过，凭这些句子就说作者是“怀疑和诅咒社会主义社会”，即使在当年也有些需要相当的想象力，何况这首诗还有“献给在创造物质和文化的人”的副标题。我们难以清楚张贤亮遭难的准确原因。也许得罪了某个领导？或者所在的单位需要一个“右派”？将这些文字和他的出身，家庭问题挂钩也许有更大的可能――这犹如指流沙河写《草木篇》是为报“杀父之仇”。《大风歌》事件可以引出一些问题来讨论。一个是当代文学的“影射”问题。比附、影射在中国大概有悠久传统，这既是隐晦的表达方式，也是深挖微言大义的阐释方法。在“当代”，一个时期被批判为影射的作品，大多以自然景物或历史人物、事件为题材。较著名的有前面提到的《草木篇》（流沙河），还有《景山古槐》（公刘），《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杜子美还乡》（黄秋耘），《海瑞罢官》（吴晗）等，但后来又都认为影射的指控没有根据，属于捕风捉影。当代使用影射、比附的并不限于“文人”，政客们出于我们不明究底的原因也会使用，如“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孔丘、少正卯、吕后、武则天等，都成为当代政治人物的代号。 　　可以讨论的另一问题是，敌我、被批判者和批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稳固，变换转化的情形经常发生。革命需要制造它的对象，什么人成为对象有的时候纯属偶然。前边提到的批判《大风歌》的文章，出自诗人公刘（1927-2003）之手，公刘当年供职于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文学美术创作室，但他不久也成了右派：批判者与被批判者顷刻间就转换身份。 　　公刘是当代优秀的，受到广泛敬重的诗人。20世纪50年代众多青年诗人中，他脱颖而出，《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西盟的早晨》，民间长诗《阿诗玛》的整理（与黄铁、杨智勇、刘绮合作），诗集《在北方》，给平庸的诗坛带来清新之风；眼界甚高的艾青1956年在《文艺报》撰文《公刘的诗》给予褒奖。1980年代，公刘那些深切忧愤的历史反思的政治诗，也获得很高评价。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政治氛围，公刘批判《大风歌》真的是以为它充满敌意，还是被授意、指派无奈而为，抑或意识到处境岌岌可危出于自保……这是无法辨明的心理轨迹。公刘被打成“右派”后的22年，经历的也是“被驱赶于流沙之中，生命为大饥渴所折磨”的惨苦。但公刘和张贤亮不同，“复出”后除少量文字，并未对遭受的苦难喋喋不休，也不将这些作为写作题材不断咀嚼；相近经历的作家对这样的遭际其实有很不同的理解和处理方式。 　　二、还要细节的真实 　　《绿化树》这个中篇，初刊于《十月》（北京）1984年第2期，标明是“唯物论者启示录”的系列中篇之一。后续被标志为“启示录”系列的，还有《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张贤亮的小说也有写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农村（《河的子孙》），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活动（《龙种》《男人的风格》），但大多数作品，都以自身的经历为素材，这一直延续到《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这种不倦的“自恋式”写作，在文学“感伤”的名声不再那么美好的20世纪，确实不再多见。张贤亮也是个介入现实很深的作家，作品自然要触及当代敏感的政治问题。他自己说因为读过《资本论》，很有经营的眼光（他生命的后期，商人、董事长、镇北堡影城堡主等其实已盖过了小说家的声誉）、政治上则自称是“务实派”――在复杂环境下，知道怎样去“讨好”，也知道如何以有限的方式去“抗议”。在一篇创作谈中，他说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