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炮儿》：末路英雄的一曲挽歌.docVIP

《老炮儿》：末路英雄的一曲挽歌 　　在艺术审美感知的序列中，除却蓬勃激昂、灿烂张扬所给予人的愉悦欢欣外，亦有苍凉凄怆、虽曾壮丽绚烂而终将消逝的嗟吁哀叹，“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人生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这些流传千古的诗句就是对“逝去之美”感性吟咏的最好注脚，也是对无法留存的生命和时间之伤的某种哲思，亦是悲剧普遍性意识的自觉，犹如某学者对弗洛伊德命运观的认知：“命运打动了我们，只是由于它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命运” {1}。当文艺作品对曾经辉煌却渐趋衰败之美表达强烈认同之时，“末路英雄”的形象及凝聚在其中的同情、怜悯、激越等复杂情感便构筑出了“艺术的崇高美”{2}，是创作者和接受者对命运中不可承受之重的灵魂对话与共同想象，具有打动人心的深沉力量。 　　作为在2015年末上映，取得良好的票房佳绩，备受欢迎兼又饱受争议的作品，影片《老炮儿》最大的艺术成就或曰特色恰恰在于塑造了在社会急速发展的背景中被抛却的“零余者”――主人公“六爷”及其一众朋友的形象，这些人也曾在年轻的光辉岁月中意气风发，却悄然在时光的荏苒间步履维艰，“过时”的“末路英雄”的倔强坚守与无可奈何交织的复杂情绪，构成弥漫在戏内戏外关于怀旧与追忆的令人扼腕的情感共鸣，当下社会中某种郁结的情绪在艺术对象化的审美中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在跌宕起伏间吟唱出一曲令人唏嘘的挽歌。 　　一、空间修辞：市民社会的衰败与江湖秩序的终结 　　关于“末路英雄”的心理接受动机，实际上是有关时间价值的焦虑表述。就电影而言，以空间变迁展现时间流逝的介质转换，是其艺术表达的必要形式；而从“后现代性”关注大众传播的视角，福柯提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时间对我们而言，可能只是许多个元素散布在空间中的不同分配运作之一。”{3}因而，在电影作品中，“时间焦虑”的呈现可被转换为“空间修辞”的设计，“去为空间定性，寻求人物行动和空间之间的关系，形成一些作品人物行动及命运与空间环境的独特对应。”{4} 　　影片《老炮儿》将主角“六爷”及其朋友生活的后海胡同作为重要的呈现空间，其位于现代国际大都市北京的中心区域位置和“四九城”本土化民间生活的标志性样本形成既并列又冲突的关系：深夜，酒吧一条街的喧嚣吵闹，宿醉的人群在酒精刺激和刺耳音乐中的亢奋，亦夹杂着浑水摸鱼的偷窃者穿行其间；清晨，为谋生忙碌的底层商贩的叫卖声，老北京人礼节式的传统问候、彼此调侃，自然而不显做作。同一空间不同时间段的场景，在彰显“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强势发展的同时，也将传统市民社会生活方式的退隐与勉力维持的孱弱进行了对比。老迈不堪寄居躺椅之上的白发老人用诅咒的语言发泄对酒吧彻夜狂欢人群的不满；“六爷”的兄弟“灯罩儿”依靠起早贪黑贩售早点获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计，而且还因无照经营被城管没收工具并被暴力执法；蹬三轮的“苦力”也只是通过插科打诨的自嘲消解底层谋生的艰辛；影片在开篇寥寥几笔的场景描述中，就粗略地勾勒出当下北京胡同中底层百姓的生活景象。本土市民社会和其生活方式日渐式微的情形，更加凸显出“六爷”坚持作为传统生活的维护者和弱势群体的保护者的难能可贵。“六爷”力图以自身的经验和威信抵抗与拒斥现代文明中“恶而非善”的消极因素对本土市民传统生存空间的侵蚀，尽管这种抗拒可能微不足道或许有些偏颇“任性”，但他教训小偷要把被偷人的证件寄回，为被殴打的朋友“灯罩儿”解围并让打人城管自知理亏的做法，都体现出传统的“道义”和“侠义”精神。然而，个体的强势与智慧最终无法扭转处于时间流程中的空间权力的必然演变，所以当需要走出自己蜗居的一隅，去解决儿子“晓波”和兄弟“闷三儿”的困境时，“六爷”在现代空间中的行动就马上变得寸步难行，其行为模式和接触对象与所在环境对比，也总显得那么格格不入，并不得不进入与自己年轻时经历相关并牵涉时间绵延性延展的江湖空间秩序中。“六爷”以自我惯常认知的过去处理市民社会冲突的经验，企图用“老江湖”式地谈情论理去解决当下的问题，却因为不知名车“法拉利”的价值而被以“小飞”为代表的青年“飞车党”嘲笑与羞辱。当“倔脾气”的“土著”“老炮儿”遭遇“傲娇”的“非主流”“某二代”青年，虽身处同一空间却因秉承不同时间的话语体系而面临“鸡同鸭讲”的不可沟通，便构成了“六爷”认为理所当然、能够掌控的江湖空间秩序想象的裂隙，渗透着时间张力的空间修辞所营造的艺术情境就此形成，而马斯洛所谓的“主体在‘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领域出现了坍塌”{5}的“过气感”，使“末路英雄”在仍不自知的状态下更加显现出其形象的悲剧性。 　　二、话语表达：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 　　“规训”与叙事归置 　　除了作为具备基本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电影同时还是承载社会主流价值观念传达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它需要通过艺术本体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