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下）.docVIP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下） 　　《项链》里的契约精神一点也不复杂，那就是“借东西要还”。这不是哲学的理念，而是生命的实践。在践约这一点上，路瓦赛先生和他的太太马蒂尔德为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榜样。即便是莫泊桑，在项链遗失之后，他可以挖苦路瓦赛夫妇，他可以讽刺路瓦赛夫妇，可莫泊桑丝毫也没有怀疑路瓦赛夫妇践约的决心与行为。莫泊桑不怀疑并不是莫泊桑“善良”，是他没法怀疑，除非他不尊重生活事实。能在教育部混上书记员的人差不多可以算作一个“正常”人了，他的太太同样是一个“正常”人。 　　在契约社会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契约精神已不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国家意识形态，而是公民心理上的一个常识，是公民行为上的一个准则。它既是公民的底线，也是生活的底线。这个底线不可逾越。可以说，离开了契约精神作为精神上的背景、常识上的背景，无论其它的背景如何相似，《项链》这部小说都不足以成立，它的逻辑将全面崩溃。 　　在契约这个问题上，路瓦赛和马蒂尔德都是常态的。我有理由把这样的常态解读成忠诚。在项链丢失之后，我们丝毫也看不到这一对夫妇的计谋、聪明、智慧、手段和“想办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只有惊慌与焦虑。这说明了一件事，他们的内心绝对没有跳出契约的动机，一丝一毫都没有。 　　所谓的惊慌与恐惧，骨子里是践约的艰辛与困难，同时也是契约的铁血与坚固。契约精神是全体民众的集体无意识，在路瓦赛夫妇的身上，这种集体无意识在延续，最关键的是，它在践行。正因为他们的“践行”，《项链》的悲剧才得以发生，《项链》的悲剧才成为可能，《项链》的悲剧才能够合理。 　　《项链》其实是非常文明的悲剧。不是“文明”的悲剧，是“文明的”悲剧。 　　但是，对于作家来说，或者说，对于小说来说，“忠诚”是无法描绘的。可以描绘的是什么？是性格与行为，是人物的责任心，是担当的勇气，是不推诿的坚韧。要回答《项链》这部小说里头有没有忠诚，只要看一看路瓦赛夫妇有没有责任心就可以了。忠诚与责任心是合而为一的，一个在理念这个领域，一个在实践这个范畴。 　　非常遗憾，敬爱的莫泊桑先生，你全力描绘了马蒂尔德的虚荣，你全力描绘了命运对马蒂尔德的惩戒，但是，为了使得《项链》这部小说得以成立，吊诡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你不经意间塑造了另一个马蒂尔德：负责任的马蒂尔德和有担当的马蒂尔德。 　　也许我们不该忘记莫泊桑对“十年之后”马蒂尔德的外貌描写。这是《项链》里头极为动人的一个部分。他描写了马蒂尔德的“老”，他还特地写到了马蒂尔德“发红的手”，这是粗糙的、长期泡在碱水里的、红肿的、标准的、“劳动人民”的手。在莫泊桑的本意里，这个“老”与“发红的手”自然是罚单――你就虚荣吧，你已不再年轻，你已不再美丽。 　　我在这里很想谈谈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作家的性格。有些作家的性格是软的、绵的，有些作家的性格是硬的、狠的。哪一个更好？心理学告诉我们，性格无所谓好也无所谓坏。但哪一种性格更适合做作家，这就不好说了。“手软”可以成就一个作家，“手狠”也可以成就一个作家，这和文学的思潮有关。 　　但是，总体上说，有能力、有勇气深入的作家总是好的。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心慈”加“手狠”大概可以算作大师级作家的共同特征了。用李敬泽的说法，写到关键的地方，“作家的手不能抖”。李敬泽说得对。是的，你的“手”不能“抖”。你“手抖”了，小说就会摇晃，小说就会失去它的稳固和力量。小说家是需要大心脏的。 　　在虚拟世界的边沿，优秀的小说家通常不屑于做现实伦理意义上的“好人”。莫泊桑就“手狠”。“发红的手”就证明了莫泊桑的“手”有多“狠”。是的，对于一个曾经的，光彩照人、超群绝伦的女性来说，还有什么比“发红的手”更令人不堪呢？在这里，莫泊桑的手必须狠，否则就不足以惩戒，就不足以批判。 　　但是，从另一个意义上说，马蒂尔德是在一夜之间“老去”的么？她的手是在一夜之间“发红”的么？显然不是。这个“老”与“发红”是渐变的，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是十年。在过去的十年里头，马蒂尔德目睹了自己的面庞慢慢地“老”去，目睹了自己双手慢慢地“发红”。她也许流泪了，但她没有放弃，她没有逃逸。所以，这里的“老”和“发红”就是责任，就是忠诚。 　　的确，莫泊桑“手狠”。当他通过自己的想象看到马蒂尔德的双手慢慢“发红”的时候，另一个概念必然相伴而生，那就是“十年”。在《项链》里，莫泊桑用了一半的篇幅在惩戒马蒂尔德，他给马蒂尔德“判了十年”。这附带着又告诉了我们另一件事，那就是马蒂尔德的耐心。 　　我对耐心这个东西特别地敏感。之所以敏感是因为我有一个发现，这个发现想必朋友们都会同意，当代的中国是没有耐心的。我们热衷于快。我们喜爱的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这太滑稽了，这个振奋了我们几十年的判断伤害了我们这个民族，它让高贵的生命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