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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实践 　　吴荣光被不少熟悉认识的人称为“愤青”和“理想主义者”。这两个词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多的是嘲讽、调侃的贬义。这也就足以说明比之于1980年代的中国，翻天覆地的不只是经济，更是人心。 　　四年前湖南省工笔画学会成立，由于吴荣光的老师、湖南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兼美协主席朱训德的全力推荐，吴荣光出任会长。 　　从1950年代起，以陈白一、聂南溪为代表的当时一群湖南画家开始在学院教育和美术创作上聚焦工笔画。经过二十多年的耐心耕耘，到1980年代中期，湖南形成了一个全国人数最多的工笔画家群体，并将“一手伸向生活，一手伸向传统”的时代美术风格扩展到工笔画创作中，并连续于1983年和1997年两次在中国美术馆主办湖南工笔画大展，“湖南工笔画现象”成为世纪末中国众多美术现象之一，由此奠定了湖南工笔画大省强省的全国美术地位。 　　湖南工笔画率先冲出湖南走向全国，既有湖南美术自身的内因，更有当时全国美术特别是中国画的外因。这个外因就是工笔画的边缘化。工笔画的边缘化可以一直追溯到元明清数百年。因为工笔画被边缘化，各个地区省份的中国画创作集中在水墨写意，唯有当代湖南美术例外。 　　从新世纪开始，持续强劲发展了千余年的水墨写意画明显显示出颓势，跟不上中国改革开放的快速发展，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一代又一代成长起来的青年画家发现，水墨写意画入选全国美展的几率逐年递减。到80后90后画家进入独立创作的时候，这种趋势更加凸显。“展览制度”是中国当代美术发展的最强大力量之一，尤其是对年轻一代画家，更是如此。于是就出现了全国美展中工笔画致胜规律。为了通过展览加入画家队伍，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投入到工笔画创作中，从而实现了首先在全国美展的舞台上，工笔画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新态势。越来越多的70、80、90后工笔画家脱颖而出，相对而言，同时代的水墨写意画家则黯然许多。 　　由于有了新世纪全国工笔画的逆袭，作为上个世纪唯一的工笔画大省强省的湖南因而失去了独秀地位。虽然工笔画家队伍，湖南毫无疑问仍是全国首屈一指的大省，但强省地位由原来的“唯一”变成“之一”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众多的强省竞赛中，湖南优势的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 　　随着改革开放使中国全方位迅速发展，从而使整个国家进入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之后，“笔墨当随时代”的问题再次成为中国画发展的根本问题。水墨写意画独霸中国画坛千余年的历史由此走向终结。“笔墨当随时代”中的“笔墨”早已不是原来的“笔墨”，而是以个性为终极价值的形式语言。在由“笔墨趣味”向“个性形式语言”的转向中，工笔画显示出巨大的优势。 　　一方面是工笔画的光辉前景，一方面是湖南工笔画的独秀不再。这两个问题同时摆在新成立的湖南省工笔画学会面前。作为首任会长，作为一个有丰富的工笔画创作经验的画家，吴荣光比其他人更敏锐的看到了问题。是视而不见，还是勇敢面对？ 　　出任会长前的吴荣光是一个教师职业的学院画家。由于职业，更因为个性，吴荣光保留了典型的学院画家特点，这就是与社会保持足够远的距离。作为一个画家，这并不太难，因为他需要的空间非常小，不过一张画的尺寸而已。在这个空间里，他可以为所欲为。然而，一个省级工笔画学会会长的空间就要大得多。从一个狭小的空间进入到一个大而杂的新空间，吴荣光开始是极不适应的。但理性责任迫使他作出妥协。就这样过了四年，吴荣光也慢慢适应了会长身份，学习在妥协中坚持和在坚持中妥协。 　　做了四年会长，他依然被嘲讽调侃为“愤青”和“理想主义者”。虽然是贬义，但吴荣光并不介意。真诚的八十年代新一辈，始终以“愤青”和“理想主义者”为荣，即是全社会以为耻，个人永远以为荣。 　　“乙未楚风?2015年湖南省工笔画学会年度展”就是一个具有鲜明色彩的展览，有妥协，更有坚持。代表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实践。 　　作为一个学会年度展，它首先就是一个工作例展，通过展览展示老中青几代工笔画家的创作。这样的展览很容易费力不讨好。费力是因为组织工作难度大，不讨好是因为要面面俱到，学术态度模糊淡薄。 　　因为预感到组织难度大，所以，当展览确定下来后，随即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组成了以主席团核心成员的责任机构和以吴荣光学生为主体的工作团队。虽然前后时间长达十个月之久，但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仍倍感艰难。布展工作持续到12月5日上午。其中各种各样的问题足可以写一本书。为了克服例行工作展的局限，主席团决议每个画家提供两件作品参展。学术性由此提升，后果却是展览规模大了，参展的画家人数却要减少。规模扩大提高了工作难度，新增的三个展厅直到布展时还在装修，入选人数减少则使评选近乎严厉和残酷。因为严厉和残酷，透明、公平、公正的评选就变得极其重要。否则，展览尚未开始，社会负面消息就会满天飞，从而使展览更加艰难。 　　因为评选的严酷严厉和公正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