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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瑞典作家眼中的汉字王国 　　在过去55年中，瑞典作家林西莉来了无数次中国，她用15年的时间写出《汉字王国》，又用15年的时间写出《古琴》。她不顾一切爱上中国的成果并不只有这两本书，还有这背后中国人都没有看到的文化与趣味。 　　为什么人们把自来水的开关称为“龙头”？为什么人们把怀孕叫做“有身子了”？为什么许多中国人见了面不问“你好”，而问“你吃了吗”？为什么中国人骂人喜欢带上“龟”字？ 　　瑞典作家林西莉对每一个汉字都充满了好奇，总是刨根问底。她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更多地了解她还没有搞明白的一切。每来一次，跟汉字的距离就更接近一步。她花了15年的时间写出《汉字王国》，书一出版即在西方引起注意，获得瑞典文学图书最高奖――奥古斯特奖。作为一个外国人，她总是能从中国人熟悉的横竖撇捺中找到一些新奇的发现。 　　 　　之后，她又用了15年的时间写出《古琴》，并再次获得奥古斯特奖。今年8月，她关于中国的第三本书《另一个世界――中国世界1961-1962》也有了中文版。也在这个8月，中国政府为林西莉颁发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84岁的她还在写作另一本书《中国剪纸》。 　　“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 　　林西莉喜欢在北京的胡同里骑车。她骑得很慢，沿途中，她看到中国人把孩子抱在怀里，或者背在身上，她就想起甲骨文和金文中变化的“保”字。 　　再比如“口”。在中国，当有人问林西莉家里有多少人时，她回答：“我们有四口――而不是瑞典语中的四‘个’。”她觉得，在中国自古以来让所有人都吃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提到人自然想到填饱口，所以人数在中文里叫人口。而有一点东西在口里就成了“甘”字了。 　　还有一些好玩的发现。她注意到中国人喜欢用一系列龟的联想词骂人。因为古代中国人认为龟只有雌性的，没有雄性，因此传宗接代就成了问题。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里说：“龟，旧也，外骨内肉也，从它（蛇），龟头与它（蛇）同，天地之性，广肩无雄，龟鳖之类以它（蛇）为雄。”从此，“雌龟偷蛇”开始沿袭，把乌龟与绿帽子等不雅之事画上等号，成为恶毒的骂人方式。 　　“我会关注一些中国人看不到的东西。”作为外国人，她对每个汉字、一撇一捺都充满好奇。天天与古汉字打交道的北大古代文学博士董岑仕看了《汉字王国》后说：“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从外面的世界来看中国本身，有很多见解是非常独到，而且非常鲜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很有价值。” 　　仅仅有《说文解字》是不够的 　　1961年，林西莉第一次来中国，作为北京大学的留学生。尽管在来中国之前，她已经在斯德哥尔摩跟随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学了将近10年的中文和中国文化，但1949年后的中国对于当时的外国人来说是一个无比神秘的国度。 　　那时中国刚刚经历了反右运动和大跃进，处于3年困难时期，经济和政治气氛都很紧张。老师只是机械教学，一味让死记，没有过多的解释，提问被视为打扰课堂纪律。每当林西莉追问汉字为什么是这样组成时，教授就让她回去看《说文解字》。“我知道《说文解字》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但它是汉代出版的，从汉代到现在有很多新的考古发现被研究出来，有新的物件、新的文字，研究也就随之发展。这一千多年的研究怎么能体现在一本过去的书里呢？” 　　汉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从20世纪50年代末跟高本汉开始学习汉语起，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林西莉。高本汉每教一个字都要解释它的结构以及人们所知道的它的最初形式。他讲汉字的来龙去脉，使它们变得活生生的，很容易理解。现在，林西莉只能自己想办法学习汉字背后的知识。当学的汉字越多越发现必须带一个相机，出门四处拍不认识的汉字。 　　她惊奇地发现，即使一些受过很高教育的中国人对自己语言的根也知之甚少。人们在小学、中学和大学机械地进行着汉语教学，却很少加以解释。 　　后来，她离开中国，在旅居亚洲和拉丁美洲之后又回到了瑞典，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从事汉语教学。她发现她的学生的反应跟她过去完全一样――她对汉字的结构和早期的形式讲授得越多，他们越容易理解和记住这些汉字。当她同时也讲解这些文字所来自的那个世界，讲述古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房子、车辆、衣服以及他们使用的工具，讲述产生这些文字的自然场景――乡野、山河、动物与植物时，效果就特别好。 　　于是，她开始动笔写《汉字王国》。1973年，在阔别10年后，她再度获得签证来到中国。之后长达15年的时间里，她每年来中国一两次，四处转转，在山东、陕西、河南等地设立考察点，发现一些没有发现的东西。听说哪里有新的考古发现，她也都尽量去看。因为在考古材料中，人们常常看到一些形象，它们与最初的汉字形态表达了对于现实的相同认识。 　　从中国剪纸中，林西莉也获得了许多灵感。甲骨文的“果”字是树枝顶端结着圆圆的果实，金文的“果”字上半部分看起来像是一个树冠，圆点表示果实，和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