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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日本城市六十多年的祭奠 　　在日本，有一个城市分外不同。它叫大馆市，位于日本东部的秋田县。 　　“二战”中，这个城市的军警、市民曾经残酷地虐杀过中国劳工。现在，这里的人们坚持祭奠死难的中国人，反省战争罪孽，已经持续六十多年了。 　　从二十八年前开始，大馆市成为日本全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坚持市政府出资、主办反战和平祭奠活动的城市。它的史册，是一部传奇。 　　华人暴动，在日本帝国主义大本营 　　在反法西斯侵略历史上，“花冈暴动”被每个中国劳工高声说起。 　　暴动的发动者是中国劳工耿谆，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915年，于2012年8月27日以97岁高龄离世。 　　在抗日战争中，他参加了著名的忻口战役、中条山战役和豫中会战等对日军的抵抗作战。在1944年5月，作为国民党上尉连长的耿谆率部参加惨烈的洛阳保卫战，战斗中，腹部等部位受伤，不幸被日军俘虏。 　　1944年8月至次年6月，近一千名中国战俘及平民在日本秋田县花冈町为日本企业鹿岛组做苦役，耿谆被任命为劳工大队长。 　　被押送到花冈矿山的中国人里，有国民党也有共产党。 　　当时，作为日本国内屈指可数的铜矿，花冈矿山在军需产业中地位很重要。 　　但花冈矿山的风光背后，中国劳工则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他们穿着单衣、草鞋，在冬天零摄氏度的河水里，做十五六个小时的苦役，吃的是只有两个拳头大小的橡子面窝头。遇难劳工薛同道只因为在路上捡了一个苹果核充饥，就被日本监工围殴而死。 　　更侮辱中国劳工的是，日本人将他们居住的破房以革命先驱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称为“中山寮”。 　　劳工耿谆是这些中国劳工的大队长。依据他的证词：“粮食黑得像土，硬得像石头，吃后人人腹痛、泻肚，有时一天之内，竟有四五人死去。”身边的难友经常“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 　　甚至，“人吃人”的惨剧也被迫发生。 　　有一天，几个难友把专管火化尸体的李担子推到了耿淳面前：“队长，把这个丧尽天良的家伙打死吧！”李担子也哭着跪了下来：“队长，把我活埋了吧！我不是人，我不如一条狗！” 　　原来，李担子在火化难友尸体时，偷偷割了一块半生不熟的人肉，用破布包住，偷吃充饥。“听着李担子的哭诉，我心如刀割。这是他的罪过吗？这都是日寇逼出来的啊！”耿淳回忆，他只能扶起李担子，告诫他以后不能再这么做。 　　笼罩在“亡国”“奴隶”的绝望之中，花冈的中国劳工没有倒下。 　　1945年6月30日夜，在耿谆等人的领导下，他们发动了“花冈暴动”。参加暴动的有中国共产党地下干部、八路军战士、国民党军官、伪军士兵，更多的是普通农民、工人、教师、学生、商人……他们打死日本监工，集体逃往附近的狮子森山。 　　“当时他们小队986个人，耿谆数了数，能动的、还有力气的只剩200个。秋田是什么地方？那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大本营啊！200个手无寸铁、骨瘦如柴的中国人，就敢在他们窝里闹！”李良杰激动地说。 　　当时耿谆向起义劳工喊出的口号是，“不求生，求雪耻！” 　　“这次抗暴斗争是一次自杀性斗争。他们事前约定，严禁暴动侵扰日本老百姓，还放过了两位好心的日本监工，并决定如果失败就一起投海自杀。”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介绍说。他长期推动劳工战后维权工作。 　　依据史料，震惊的日本警方出动两万军警围捕。第二天，中国劳工全部牺牲或被俘。 　　接下来，大馆市的共乐馆广场上，血案上演。奄奄一息的中国人被反绑双手，跪在铺着尖利石子的广场上，没吃没喝地跪了三天三夜。如果跪得不直，就被毒打。甚至一些日本平民也向他们砸石头。 　　最后，被强掳到花冈矿山的979名中国劳工中，418人惨死，史称“花冈惨案”。 　　领头的大队长耿谆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无期徒刑，其余12人被判有期徒刑。后因日本投降，他们才幸免于难。 　　在《花冈事件》一书里，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白介夫评价，花冈暴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我们日本人必须要知道，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那时的灾难，现在已成为中国民众很难愈合的心灵伤口。花冈惨案就是其中之一。”著名中日友好人士、曾任日本国会参议员的田英夫曾如此写道：“这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也不允许逃避。我们应该有勇气正视这个历史事实。” 　　抗战胜利后，几名被解放的劳工留在日本，参加了横滨B级、C级战犯军事法庭，出庭作证日军暴行。1948年3月，法庭分别判处六名战犯――鹿岛职员和警察死刑或有期徒刑。 　　这一系列史料，现在被展览在花冈河畔的一所原木屋里，紧邻着劳工当年的工地。 　　一个男孩和一座城市的反思 　　2013年6月28日，23岁的王洋洋踏上了大馆市的土地。这是他第一次来到日本。 　　他的爷爷王振瑞，当年就差点死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 　　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