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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外交事故 　　1972年6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希腊建交。1973年5月7日，首任驻希腊大使周伯萍在去科威特使馆国庆招待会的路上，由于人生地不熟和翻译的疏忽，误入当时与阿拉伯国家为敌的以色列外交代表官邸。此举被误认为象征着中国承认以色列。《纽约时报》第二天便刊登此消息。而当时的中国政府尚未承认以色列，因此闹出“国际笑话”，这就是著名的“雅典事件”。 　　 周伯萍14日被召回国内，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认为“雅典事件”的性质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不过毛泽东后来将外交部的报告中前一句改为“是没有调查研究的结果”，对周伯萍免予处分。中国外交部先后三次发布通告平息了误会。 　　 1973年5月7日中午，周伯萍外出归来，在大使馆区看到很多车辆来往，心想是否有什么外交活动，便让翻译回馆后查看是否有请帖。翻译回馆后从值班人员那里得到报告，说当天中午科威特大使馆有国庆招待会，只剩下十几分钟的时间了。 　　周伯萍听到报告后，赶紧驱车前往。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其实那个翻译在匆忙中并没有看请帖，而那个值班员刚学英文，看到有一张捷克大使馆的请帖，大使的名字叫科威克，便误以为是科威特大使馆，也没有看日期――请帖的时间其实是在5月8日。由此注定了摆乌龙的结局。 　　 当时的周伯萍因为过于匆忙，没有按照常规亲自将请帖过目，也未问明司机和翻译是否认识路，而实际上谁都不知道科威特大使馆在何处。当他们出了中国大使馆后，就随着车多人多和有警察引路的方向走，鬼使神差般地进了以色列大使馆。 　　 更可笑的是，周伯萍既没有见过科威特大使，也没有见过以色列大使，以为站在门口迎接的就是科威特大使，下车后就和他握手祝贺国庆，还为迟到抱歉，匆忙中就连挂在门口的以色列国旗都没有细看。 　　 当时，站在门口的《纽约时报》记者看到中国大使前来以色列大使馆，觉得非常意外――中共建政后，对1948年建国的以色列尚不承认。那名记者便问周伯萍：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对这里（以色列）的政策有重大改变，他问的是“这里”，而翻译则想当然地翻成“雅典”，周伯萍一听就觉得这是西方媒体的无理挑衅，便一句话顶了回去。 　　 记者吃了一记闷棍，满脸不知所措，周伯萍抛下他扬长而去。事后周伯萍想起那一幕还后悔不已，因为如果他细心一点，再和那个记者交谈几句就有可能发现问题，当场解释这是误入，抽身退出，这样还有可能对错误做些补救。但一错再错之后的周伯萍却悠然自得，不但和一些将要离去的大使寒暄，临走时再次和以色列大使握手表示祝贺。 　　 让周伯萍始料不及的是，第二天《纽约时报》就中国大使到场祝贺以色列国庆发了报道，而除了这位对国际舆论反应迟钝的中国外交官之外人尽皆知。当天，周伯萍前往捷克大使馆参加国庆招待会，在会上只觉得外交官们看着他的神态都有些古怪。和中国交好的罗马尼亚大使把他的翻译拉过去很神秘地告诉了他，翻译听后如雷轰耳，以至于当周伯萍询问时他竟然说不出话来，好半天才冒出一句：“大使，我犯下大错了！” 　　 周伯萍如梦初醒，尤其是当他知道国际上所谓“反华势力”已经就此事大做文章，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盟友巴解组织和很多中东反以色列国家将会对中国产生疑惑时，他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外交部要他立即回国。因此事牵涉很多人，中国大使馆人心惶惶，翻译痛哭流涕，说他断送了大使的前程，并写下血书检查，馆内只得派人看护他，防止发生意外。 　　 几天后，周伯萍回国，在机场上外交部迎接人员告诉他主管外交的周恩来已经将此事定性为“特大丑闻”。不久，总理办公室以外交部名义发出通报，措辞十分严厉，称此事是“十分严重、极为荒唐的政治错误，成为外交界的丑闻，影响极坏”。 　　 据周伯萍后来回忆自己与周恩来的谈话时说：“‘雅典事件’在外交界曾经轰动一时。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议上，总理（周恩来）一反过去的和颜悦色，盛怒道：‘美国出了水门事件，中国也出了雅典事件，雅典事件主角姓周，真是周门不幸！’”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 红潮网2015年4月7日〕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