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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失败的组稿 　　1983年，离开亲手创办三年的《散文》月刊，我回到书稿编辑室。说“回到”有些牵强，《散文》月刊创办之前，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复牌，我所在的文艺组隶属于天津人民出版社，这个建制随着“百花”复社已经取消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文革”前，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是各自独立的，分工很严格。比如天津的《新港》文学月刊，由市文联主办，出版社单纯出书，没有哪家出版社自己办刊物。出版社按照书稿的类别，分为若干编辑室，组成一个编辑部。各编辑室主任是二审，编辑部主任或是总编辑，就是三审。一般书稿三审定稿，个别作者名头太大或是题材敏感，总编拿不准，要送社长或上一级领导会审。“文革”中，1968年江青一个“2?21”讲话，点了百花社的名，说上海和天津是文艺黑线上的两个黑据点，上海黑线作家的书，专门拿到天津百花社来出。一句话，就把“百花”的牌子砸了。“百花”的老编辑大都被关进“牛棚”，“斗批改”后有的阖家遣送农村，有的下放工厂劳动。留下几个年轻编辑，并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成?槿嗣裆绲奈囊兆椤?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批林批孔，我和陈世伟以大批判的名义由印刷厂借到社本部，我进了文艺组，世伟到了出版科。我们是河北工学院的校友，1962年一起参军到总后勤部，1968年复员后，同时进了出版社印刷厂，即后来的天津新华印刷二厂。那时，出版社和印刷厂还没分家，编辑部在哈密道，印刷厂车间就在张自忠路上，相隔不过二百米，一个电话，我们就到了哈密道。陈世伟毛笔字写得好，写大字报的事交给了他。我呢，在部队喜欢舞文弄墨，文工队里搞过几年创作，写大批判稿成了我的差事。那时，批林批孔声势浩大，三天两头开批判会，出版社归文化局管，文化局的笔杆子黄启书原是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我负责和他联络，出版社、文化局两头跑，整天忙忙叨叨，日子显得快。慢慢地，形势悄悄发生着变化，大批判的调子在降低，抓生产的呼声高了起来；一度靠边站的老干部，陆续被解放出来。一天从文化局回来，在哈密道院子里，迎面碰到“百花”的老社长林呐，老林刚被“三结合”进了出版社革委会，在台阶上见到我就说，“忙什么呢？早点回组里来吧。”一句话把我点醒了。老林平时是个寡言的人，凡事心里有数。多年以后，和老林接触多了，老林对青年编辑不动声色的关心爱护，听到看到也亲身体验到，再想起老林当年的话，才理解其中的深意：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忙那些没用的，快回来学点儿业务吧。老林是在替我着急。 　　文艺组有十几个人，以老“百花”编辑为主，顾传菁、郭一尘、高维??、吕德华、陈景春、刘国良都是，1973年从文联调过来孟淑香、李蒙英、申文钟，还有从自行车鞍座厂借来的诗人张雪杉，刘铁柯和邓元惠为解决两地分居，分别从北京和石家庄对调过来，后来又加了个邝富荣，济南军区转业的。组长顾传菁分配我跟郭一尘学做编辑。老郭经历挺有传奇色彩，他原是38式干部，抗美援朝当过志愿军连长，在朝鲜犯了错误，差点被枪毙，经老首长求情，党籍没了，保下一条命，一撸到底，当了大头兵。至于老郭犯的什么错误，其说不一，传起来就有些颜色了。终究靠着有些文化，后来做了文化教员。那时在部队，文化教员虽没有官职，很受尊重。我在天津四十一中读书时，好几位教师都是从部队转业的文化教员，比直接从大学出来的知识分子多了几分架子。老郭是个乐天派，看不出有什么架子，更看不出经历过大波折，脾气直又急，嗓门大，底气足，河北博野口音，笑起来尤其声高，老远都能听到。组里不分老少，都愿意开玩笑逗他急，急起来脸红脖子粗，急赤白咧吼一通，也没见他和谁闹掰过。老郭带我可说是百分百，没有猫教老虎那样留一手。他原来负责戏剧曲艺书稿，不仅全盘交给我，还说我替他卸了包袱，可以编他喜欢的小说稿了。他是“老冀中”，部队里熟人多，北京军区的柳杞、空军的陈立德，“文革”前已有些名气的部队作家，老郭找他们叙旧、约稿，也带着我。记得有一次去北京看杨沫，杨沫正在西山养病，见面老郭唤着杨沫的小名，杨沫拉起冀中往事，都说老了老了，很动感情。老郭催她写《青春之歌》续集，杨沫说，一直在酝酿呢。现在还不是时候。 　　粉碎“四人帮”，百业复苏，197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喜获新生，复牌独立建社（原来的“百花”社，只有编辑部是独立的），另外新成立了专出少儿读物的新蕾出版社。“百花”一部分编辑调去筹建“新蕾”，老郭也走了。还好，全家刚刚从农村落实政策回来的李克明，成了又一位扶持我的“百花”老编辑。克明也是老“冀中”，命运多舛，1957年，他已从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调到天津，想着躲过一劫，却被原单位补了个右派。林呐爱惜人才，“百花”建社，还是用他做了编辑。《冀中一日》、梁斌《播火记》的出版，都有克明的心血。克明首先带我看望了孙犁，他们在冀中就相识。孙犁在散文中，对克明和他的妻子、一个妇救会长的婚姻，留下了一笔白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