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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温润而刻骨的批判力作 　　【摘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3月出版的《极花》是贾平凹必威体育精装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它通过被拐女子胡蝶的视角展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广大贫苦农村的真实生活图景。该书对社会问题的批判是严厉的，但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人性与文化问题的批判却是温润的。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贾平凹对农村现状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是长篇小说和严肃文学的一个重大收获。 　　【关键词】贾平凹；《极花》；批判 　　【作者单位】包妍，大连民族大学文法学院；万水，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基金项目】大连民族大学2016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 　　贾平凹是中国当代最重要的乡土小说作家之一，变化中的中国农村一直是他关注的重心。贾平凹农村题材的小说可以《土门》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前部分的小说如《小月前本》《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浮躁》等多体现了作者对现代化的想象，乡村在小说中多作为现代化的对立面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后部分的小说如《高老庄》《秦腔》《带灯》《老生》等，萌生了对现代性的反思与批判。有评论者认为，“在《秦腔》书写中国农村挽歌之后，贾平凹从一个忧伤的抒情诗人，转而成为一个有知识分子风骨的、独立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1]。从总体上讲，贾平凹的小说“以独特的视角准确而深刻地表现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在三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痛苦而悲壮的社会转型，不仅完整地复原和再现了现实生活中芸芸众生的生存本相，而且在一种原生态叙事中，深入当代中国人的心灵世界，凸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全球语境中所遭遇的空前尴尬”[2]。 　　一 　　小说《极花》延续了贾平凹此前小说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城乡矛盾探讨的主题，并且进一步明确了对城市侵蚀乡村的批判。在一次访谈中，贾平凹袒露了创作《极花》的触发点，早在十年之前，他就了解到《极花》的故事原型。小说中被拐女子胡蝶的原型是贾平凹的一位孙姓老乡的女儿，但是时隔十年，贾平凹才将小说创作出来。触动贾平凹创作《极花》的缘由是他在甘肃定西、陕西的旬邑和淳化以及老家的几个村镇等地采风的过程中，发现大量的村庄在逐渐消失，农村人口在减少，两个或多个村、镇、乡合并在一起，年轻人特别是女孩子们都进城谋生了，农村剩下的男人根本找不着媳妇。这样的现实情况让贾平凹一下子想到了十年前他听到的拐卖妇女的故事原型。 　　小说《极花》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出版的最短的一部长篇小说，总字数只有十五万字。《极花》的情节并不复杂。女主人公胡蝶从农村进入城市，一心想在城市扎根，因为找工作心切，受骗被拐卖到更加偏远的农村。被拐后的胡蝶既受到了凌辱，又受到了呵护，胡蝶经历了从反抗到适应、接受、认同和融入的过程。在小说的末尾，胡蝶在梦境之中被城南派出所所长解救出来，回到了城市，但是胡蝶发现她的这一番受到损害的经历使得她再也无法融入之前的生活了，甚至连自己的故乡也回不去了。胡蝶最后选择再次主动回到她被拐卖的村庄。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胡蝶在被拐卖期间已经生下了一个儿子，她无法割舍母子之情。小说结尾处，胡蝶梦醒后依然在被拐人家窑里的炕上，身旁躺着他的儿子。从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交代的《极花》故事原型来看，胡蝶被解救出来，然后又自己主动回到被拐村子的情节是与原型故事情节一致的，只不过在小说中，贾平凹让这个情节出现在了胡蝶的梦境之中，也许这样的处理更能够强化胡蝶故事的悲剧性。 　　二 　　小说《极花》的批判主题有两个：一是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对乡村的掠夺进行强烈批判；一是对人性和文化的批判。第一个批判是显在的、严厉的，第二个批判是隐性的、温润的。 　　城市化进程中，文学作品中城市对乡村掠夺的主题并不新鲜，而且我国也已经从国家层面上提出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极花》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没有从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掠夺、资源的掠夺方面着眼，它关注的是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男性生育的权利、性的权利被无情地剥夺了。农村的年轻女孩都进了城，无论在城市中立住脚跟与否都不愿意再回到农村了。客观上讲，她们也回不去了，农村里剩下的是大量的没有技术、没有资金和没有能力或许也不愿意进城的青年男性。农村的男女比例失衡的直接后果就是出现大量的光棍，他们无形中成为城市化的牺牲品。贾平凹在小说《极花》中对这个社会问题给予了很高的关注。贾平凹在“后记”中讲：“我是到过一些这样的村子，村子里几乎都是光棍，有一个跛子，他是给村里架电线时从崖上掉下来跌断了腿，他说：‘我家在我手里要绝种了，我们村在我们这一辈就要消亡了。’我无言以对。”“拐卖是残暴的，必须打击，但在打击拐卖的一次一次行动中，重判着那些罪恶的人贩，表彰着那些英雄的公安，可还有谁理会城市夺去了农村的财富，夺去了农村的劳力，也夺去了农村的女人；窝在农村的那些男人在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