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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文辞重神理 　　摘 要：从文学叙事层面看，《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文学特色并不鲜明。《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常常流于粗线条的勾勒，缺少人物活动之细节性的展示，而《伯夷列传》也缺少必要的描写手段，传主形象不生动等。这样的文本效应似乎不足以彰显司马迁的才情。然而这“三始”的文脉线条足以贯穿112篇传记文学的哲理议题，从而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核心思想物化为一体，同时与《太史公自序》之文的核心思想也互相照应，由此可见“三始”的写作笔法可谓“不重文辞重神理”，别有一番滋味在其中。 　　关键词：《史记》 “三始” 文辞 神理 　　文无定法，但有匠心。司马迁撰写《史记》的笔法为何能引起后人的称道？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司马迁是“用心写作”，或曰匠心独运。今以《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例，说说司马迁运笔不重文辞重神理的情形。 　　《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为本纪之始《五帝本纪》、世家之始《吴太伯世家》和列传之始《伯夷列传》。序列这“三始”和写好这“三始”是格外重要之事，要知道古代史家尤为重视属文之始，所谓“原始察终，隐约至显”。司马迁自然知晓这个道理，他曾继承鲁《诗》传统，明确标示《诗经》的“四始”为《风》之始《关雎》；《小雅》之始《鹿鸣》；《大雅》之始《文王》；《颂》之始《清庙》，并借以赞颂孔子的思想时说：“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由此可见司马迁浓厚的“初始”观念。 　　这“三始”的卷帙位置如此重要，他如何写呢？以司马迁的才情，他可以选择纵横捭阖、驰骛千里的手段而下笔；也可以选择高山流水、绵绵悠长的情韵而运斤。可是，他不在意外在的靓丽光鲜，他选择了筋骨；他关注的不是文辞的华美，而是文脉的神理。 　　从文学叙事层面看，《史记》人物传记之“三始”的文学特色并不鲜明。如《五帝本纪》《吴太伯世家》常常流于粗线条的勾勒，缺少人物活动之细节性的展示，而《伯夷列传》也缺少必要的描写手段，传主形象不生动等。这样的文本效应似乎不足以彰显司马迁的才情。然而，立足史学叙事层面看，这三篇文本的肌理却互相勾连，有效地支撑起《史记》行文的根本走向，加之暗暗地与“表”之“始”《三代世表》、“书”之“始”《礼书》的事实评判和道德诉求相照应，故“三始”之中别有深意。 　　《五帝本纪》取材于《尚书》《百家》《春秋》《国语》《五帝德》《帝系姓》等当时的存世文献，加之司马迁实地考察掌握的一手资料，梳理原委，整齐缺失，笔则笔，削则削，择善而缀文。主要内容是：黄帝统一各部，初创国家；颛顼和帝喾的政绩；帝尧的品德、功劳和选拔官吏及禅位的情况；帝舜经历重重磨难和考验之后登上帝位，放逐凶族，广用贤才，行厚德，远佞人，完善了国家组织。全文文学性叙事的手段比较单一，叙事的曲折性也不凸显，但条理清晰，过渡自然，且语言典雅简洁，敦厚有力。或者说，贯通全文的文气是神圣和古雅。这神圣、古雅当然来自于五帝的功绩和超乎常人的意志力。书写线条按照司马迁的说法是“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这些话的深意在于：黄帝草创国家之后，虽历经颛顼、帝喾、尧、舜、禹不同的帝王谱系，但皆属同姓而延续大统，自此，一个华夏统一的国家形态已经出现。 　　《吴太伯世家》取材于《春秋》和《国语》的成分很明显。主要内容是：吴太伯、仲雍创建吴国，以及吴称王之前的世系；寿梦称王之后的承续及季札之贤；伍子胥奔吴促成阖闾发动政变，并突出吴、楚、越三方的交错争斗；夫差不听劝谏，任用佞人，骄奢而亡国。全文也不以叙事色彩浓厚见长，但写得很干净，线条明朗而承接有序，且突出重点人物的形象。如延陵季子的形象和后期吴王阖闾、夫差的形象就格外突出。司马迁很擅长细节描写和截取事迹聚焦点来书写人物的性格和形象。他通过“季札观乐”“解剑赠徐君”“哀死事生复位而待”等几个重要场景的叙述，自然塑造出季札所具有的仁义、智慧、博学的君子形象。同时，司马迁又善于“寓论断于叙事”中，他通过描述季札三让王位的过程，暗暗指责了包括阖闾、其弟夫概争权夺利的不义行为。通过史实的勾画，也讥讽了吴与晋本为一家而互相争霸的恶行。全文的重点段落是吴王夫差与越王勾践争斗的描写，通过夫差报仇不彻底、勾践深谋远虑、夫差骄奢淫逸、勾践复仇而灭吴等几个重要场面的叙述，夫差昏庸失国的形象就自然地塑造出来。 　　《吴太伯世家》以太伯让国为始，以夫差失国为终，古今之变的轨迹鲜明，显示的要义是：礼让的重要性和华夏一体的思想。如《吴太伯世家传赞》所云：“孔子言‘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要义又与《五帝本纪》的主旨思想相互联系，从而使文脉延续井然。 　　《伯夷列传》写得很奇特。议论成分较多，而叙事成分较少。传主虽然是伯夷，但直接叙述他行迹的文字数只占全文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