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诗有关的笔记.docVIP

与诗有关的笔记 　　诗之唐律成就斐然，初始之功应记在齐梁诗家头上，他们对形式有意识的讲究，总让我想到西人马拉美。而史家说到的齐梁诗“颓废”风盛，在我的理解中，一切形式主义，讲炼字、布局的诗家，其要义无不与“颓废”发生关联。 　　文学创作依赖于什么样的时代氛围？历数吾国历史，文学的辉煌时期，像魏晋南北朝、唐宋，以及晚明，似乎都是动荡不宁的，问题多多的。也许正是在复杂与变化的未知中，文学成立的可能性才出现在写作者面前。从没有中寻找有，从恶中体会善，这可能是文学的任务，或曰宿命吧。 　　白居易晚年越写越简单，平白，因而很多诗显得特别没意思。他带给人的启示是：纵使有千般功力，也不要以为能把什么都弄成诗。 　　我们今天还能够在这里谈论对事物的基本认识，我相信那些过去时代留下的伟大作品是产生了作用的，它们或许在自己被生产出来的时代并没有改变或推进什么，但是它们肯定起到了保存一个民族的记忆的作用。从这一点来说，哪怕仅仅是记录，只要它真实，并坚持了对人类真善美之原则的恪守，就有意义。 　　所谓的光明与黑暗，虽然可以从绝对的人类宿命的角度去理解，但这种宿命仍然要建立在对自身处境的真实体悟上。太多地去求证它们的绝对性，已经是前人做过，并做得太多的事情。如果我们只是再证明一次，并以放弃与现实联系为代价，其结果很可能就是空泛，或者被置于抽象之中，并不能真正产生彻骨之感。 　　当代诗创作领域内普遍存在着的现象：标新立异、故弄玄虚、小情小调、无事生非，如果把这些归结到写诗者对诗的认识出了问题，应该不会有错。认识决定方向，同时也决定着技艺，诗之成否全赖于此。 　　对道德承担的放弃，并假借诗是关于语言的艺术，仅仅将之落实为对修辞学的发现，还美其名曰，是从纯艺术的角度推进了对诗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谎言。 　　我之所以坚持写诗，是发现它是让我不必与人打交道，自己与自己较劲，又能够度过时日的方式，它最终训练出来的孤癖，是我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自从古典诗完成律、绝的形式化后，写作在章法严密控制的情况下，也就套路化了，一般都是一二句写什么，三四句，五六句写什么，最后又怎么结束。但现代诗的形式控制却需要依势而行，起承转合全由写者自己控制，从这一点看，现代诗要写得法度谨严，并非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容易。当代诗大多数作品之所以有文而无体，就在于对形式的讲究不够，而且不单是形式讲究不够，如果细究起来还会发现其文也粗疏。这恰好违反了诗之为诗作为语言艺术的要旨。很显然，无体之文难以呈现美，真正有意思的诗应该是文体浑然。 　　对创新的强调，近几十年来已经成为当代诗领域疏离传统、不要规范的口舌利器。但创新实在是一种复杂的事，因为新并不等于好。如果单单只是为新而新，很可能得到的是新而无趣。 　　从二十几年前开口闭口西方现代主义到近年反复阅读中国典籍，中国诗人的这一学习历程很耐人寻味。这里面有对自身文化性格的重新认识，甚至可能包含了文化血缘的再次认定。当然，这并不是说曾经让人激动不已的西方诗人不再受到尊敬，他们的作品我们不喜欢了，而是我们需要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更清楚地认清自己。由是，当看到仍有同行将自己置放在单方面对西方诗人的慕拜，言辞中充溢着过度阐释的作法，我不以为然。当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各种问题，如果仅将之看作追求现代性而生成的问题，肯定是忽视了传统造就的民族认知方式所起到的作用。如果不解决，或者说不厘清这一点，我们的写作便很难获得人们所说的见证性质。 　　近代以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学变革最显要的特征是文学的平民化。由此一切评说都放在了“政治正确”的基点上，虽然所依恃的是唐人的“绮丽不足珍”。近世对六朝文学的态度亦是从此基点出发。这从另一个面可以看出精英文学的命运。虽然精英文学不是没问题，但事情也应两分法来看，近代以前批评六朝文学，其大要多与社会情势有关。几千年来，这块土地上总是处于国忧其体，民忧其命的紧张情势之中，更多的人要求文学能够有所担当，或解忧或造喜。六朝文学从这点说来也算逆动了。但就文体自觉而言，六朝的确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只是让人比较困惑的是，在六朝动荡的形势下，当时的文人还那么心平气静地搞形式主义，把心力用在遣词炼句上。难道这仅仅是因为像萧绎、萧统、陈叔宝等人都是皇族吗？但问题是像沈约这样侍奉过几朝皇帝，一辈子活得如履薄冰之人，不也是如此？ 　　对文学的态度说到底仍然与对欲望的态度有关。当一个写作者还在暗中期待自己在文学写作中更进一步，说明的是他还没有真正做到在人世间荣辱不惊地看待一切。尤其是有时候，当一种羞辱就出现在眼前时。 　　多数论家谈六朝文学一般都会将之与厌儒兴道之风挂在一起，但是似乎六朝的形式主义走向又与道家的放浪不羁、任性狂诞、无为无束很难扯到一起。因为形式主义恰恰讲究的是法度、规矩，发展到极致则是精雕细琢，尽极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