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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些练琴的苦日子，握手言和 　　题记 　　在我意识不到的某一年的某一刻，我忽然和以前的生活和解了…… 　　我生长在大西北沙漠边缘的一个油田小镇。我和我所有的同学一样，在小镇的医院出生，在小镇的幼儿园玩耍，然后我们从一样的小学读到高中毕业，所有人似乎都彼此认识。于是，“顾老师给她家姑娘买了钢琴”“人家慧子比贝贝小，都开始学琴了”……诸如此类的理由，足以支持妈妈做出“一定要让女儿学琴”这个决定。 　　“你看电影里，公主们在晚餐后总是坐在钢琴前弹琴，穿着精致的裙子，多美。”那年，电影《茜茜公主》刚刚热播，存留在妈妈内心深处的公主梦，被描绘得很诱人。 　　那年我四岁半，坐在小课桌前，脚还踩不到地面。妈妈二十九岁，每月的工资和爸爸的加在一起也就两三百元，家里的存款有两三千，一架钢琴怎么说也要近万元。 　　妈妈说服爸爸，两人开始频繁地坐公交车去银川看琴。小城和银川的直线距离近一百公里，那时候柏油路都还没修好，单程近四个小时。道路坑坑洼洼，路两边是连天的戈壁、露天煤矿和零零星星的土坯房。这条路在往后的日子里，我们又走过无数遍。 　　钢琴被搬回家时的场景我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当时是春夏之交，窗外的阳光还蒙着春天连绵的沙尘暴过后的黄白色，爸爸和他的七八个年轻的朋友闹闹哄哄地把一个巨大的、沉重的、被严严实实包裹着的大家伙抬上三楼。层层打开，黑色的钢琴漆在阳光下明晃晃的，刺人眼睛。 　　妈妈宣布：“贝贝，这是你五岁的生日礼物，你以后要好好弹琴，听见没？” 　　“嗯！” 　　后来我才明白，永远不要轻易答应自己完全不了解的事情。可是，即便当时明白又如何？我没有选择的权利。 　　随着钢琴一起被搬进家门的，是铁律：作业必须在下午放学前完成；每晚七点到九点练琴，妈妈坐在旁边全程监督；我中途只能上一次厕所，喝一次水；弹错音会被打手；在重大考试和比赛前，练琴时间尽可能延长。 　　十年的周而复始，许多孩子一路学到五六级就放弃了，只有妈妈带着我一路考到了我能考的最高级。 　　从九十年代的“学琴潮”开始，每逢周末，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你会看到太多的琴童在家长的带领下走进各个艺术培训班，像是去完成一项使命。 　　“找个好老师，这太重要了！”妈妈对此坚信不疑。可小镇上会弹钢琴的成年人也就是学校里的两三个音乐老师，他们自己都远谈不上专业，怎么教小孩呢？只有去银川。 　　百公里长的土路，单程近四个小时。银川的钢琴课每周一次，周日早晨七点整，妈妈就拖着我坐上去市里的公交车，为了省钱，只买一个座位，客满的时候她就一路抱着我。中午将近十二点抵达位于银川南门的老汽车站，下车后坐三块钱的人力三轮车，再花半个多小时抵达位于文化街的歌舞团大院，下午四点原路返回，到家时早已天黑。 　　在路上耗时八个小时，只为学一个小时的“专业课”。 　　冬天好冷，开始上课了，我的手指仍像冻坏的胡萝卜，没有那么多时间用来浪费，僵硬的手指只能在弹奏过程中慢慢恢复知觉。连老师都有些不忍，总会倒杯热水，让这对从寒风里来的母女先暖一暖。夏天好闷，我和妈妈昏昏沉沉地挤在公交车上，我浑身都起了痱子。 　　偶尔路过新华书店，我们会去看看书、琴谱和磁带，只有和钢琴相关的，妈妈才会买。妈妈说：“学费一次五十块，还要吃饭，还有来回的车费，我们要把成本控制在一次一百块以内。” 　　很多年过去，在某个饭局上，有人说：“你们知道以前马家滩有个疯女人吗？每周带着娃娃去银川学钢琴，简直是疯了。”我和妈妈听了大笑不止，可是转过身去，我莫名就想流眼泪。 　　因为学琴的成本太高，练琴就需要加倍努力。挨打变得很频繁，我被撕过琴谱，被打红过手，还有几次被拉下琴凳。后来我问爸爸：“你为什么从来不进卧室看我弹琴？你不喜欢吗？”爸爸故作神秘地悄悄对我说：“太惨了，我实在是看不下去啊！” 　　每当有人问我：“你喜欢弹琴吗？”我知道，“喜欢”这个答案，就只是说给妈妈听的。 　　我考过六级后，妈妈再也认不清那些愈发复杂的五线谱了，我也不再需要她盯着我从头弹到尾。 　　忽然有一天，钢琴老师明确地说：“这孩子不适合搞钢琴专业！”妈妈无比惋惜。我的手太小，即便付出比有天赋的孩子多达数倍的努力，同样的曲子我依旧弹得非常吃力，这是我的“硬伤”，而妈妈一直忽略了这一点。最终我偏离了她的规划――考中央音乐学院或者上海音乐学院的钢琴表演系。 　　我在妈妈的失望中“仓皇”地读了高中。不记得从哪一天开始，钢琴课也就这么停了。 　　后来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 　　“妈妈，我发现学校的钢琴放在什么地方了！晚上偷偷去弹琴，合唱团的师姐问我，要不要来合唱团当钢琴伴奏，我想去呢！” 　　“妈妈，学校的钢琴比赛，我进复赛啦！” 　　“妈妈，我在教会当了司琴。有人在教堂结婚，我弹了《婚礼进行曲》！” 　　“妈妈，公司附近的琴房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