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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文学中的“典妻”书写 　　摘 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许杰、邰静农、柔石等作家创作了一批以典妻现象为题材的小说；20世纪60年代，台湾作家王祯和创作的《嫁妆一牛车》也涉及了典妻现象。本文就创作背景、典妻的原因、卑微人物的屈从与隐忍、他人的道德评判，以及作者的人道主义关怀等方面，以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为例，探讨两岸文学中的“典妻”书写。 　　关键词：柔石 王祯和 “典妻”书写 　　“典”即“租”，“典妻”就是因各种原因把自己的妻子租赁给别人，属于一种契约婚姻，这在封建时代的江浙农村地区最为盛行。通常情况下，一方男子为求得子嗣传宗接代，花钱雇一个生养过多个儿子的已婚妇女；而另一方男子因生活贫困潦倒而典卖自己的妻子，以获取相应的钱财来维持生计。这种披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为了生存”的“高尚”外衣来进行的典妻行为，以一种畸形的婚俗戕害人的生命个体，扭曲了自然人性，表现了底层小人物的悲剧人生。两岸文学创作中，都有涉及典妻现象的书写，大陆作家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和台湾作家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篇作品。 　　一、创作背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混乱。政治上，军阀割据，日寇入侵，国民党反共围剿此起彼伏。经济上，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占据着国内市场，严重地制约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传统经济的发展。在广大农村地区，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农民逐渐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失去经济来源。各种因素的交织，使社会问题突出，民不聊生。在这种背景下，受“五四”新文化影响的柔石，在鲁迅等人的影响下，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出典型的典妻风俗的作品《为奴隶的母亲》，成为典妻题材的代表作。 　　王祯和于1940年出生于台湾花莲，十八年的乡土生活经历为其进行乡土创作奠定了基础。王祯和笔下的花莲处于经济结构和社会风尚发生变化的小市镇，生活于其中的小人物无可避免地受到这种变化的冲击。王祯和的小说取材于生活，小说中的人物经历都有真实的素材，如《嫁妆一牛车》，“那是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从亲戚口中得知这么一个心酸又绝顶有趣的事―― 一个人为了免于挨饿，只得让一个经济能力较好的男子住进家里，共同享用他的太太。”1960年之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的王祯和接触到大量的西方作品及现代主义的写作技巧，为其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的艺术支撑。 　　二、卑微小人物的无奈之举 　　在众多以典妻为题材的小说中，典妻行为产生的原因各有千秋，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一致的，即贫困。处在社会底层的卑微小人物，由于作为人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不得不做出有悖于道德精神层面的事情。 　　《为奴隶的母亲》写了一个贩兽皮且擅长农活的皮贩，因境况不佳，年年积债，“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由于生活贫穷，他如屠户杀小羊一般，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投在沸水里烫死了。他整日承受着还债的煎熬和生活的困顿，曾想过寻死，但最终为了生存，忍受着失去作为丈夫的尊严，将妻子典卖给秀才。儿子生病，他无奈之下又来求助被典卖的妻子，“我那里又愿意来，因为没有法子”。生活的困顿完全磨灭了他最基本的尊严。 　　《嫁妆一牛车》中的万发也是一个可怜的底层小人物，他自懂事以来，就一直给钱困住。娶了妻子阿好后，“日子过得尤其没见到好处来”。种菜什么菜都长不出来，在逃空袭中患了耳病，最终被治妇科的医生治成了八分聋的臭耳郎。住在荒无人烟的坟场旁边，给人家拉牛车勉强维持生计，后通过挖地瓜、采菇婆叶、掘墓坑、抬棺等养家糊口。妻子嗜赌如命，已将三个女儿变卖，且与姓简的成衣贩有染。在一次拉牛车过程中，万发因撞了一个小孩而坐牢。虽然他一直努力工作着，可是处在底层社会的他屡屡受挫，最终不得不屈从于命运，以一台牛车的代价，将妻子分给了那个姓简的。祸不单行的小人物的最基本的物质生活都得不到满足，其精神也在屡屡挫败中消失殆尽，最终成为行尸走肉。 　　三、卑微小人物的屈从与隐忍 　　《为奴隶的母亲》和《嫁妆一牛车》是贫穷和典妻对小人物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毒害。面对这种毒害，卑微小人物不得不选择屈从与隐忍。 　　《为奴隶的母亲》中，春宝爹原本是个能干的皮贩和庄稼人，然而境况不佳使他走向穷困潦倒、走向堕落。面对无望的生活，他不得不屈从现实，放下丈夫的尊严，以一百元的价格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卖给秀才。而另一个小人物春宝娘则更准确地诠释了屈从与隐忍。她眼睁睁看着丈夫把自己刚出生的女儿用热水烫死，却无能为力；她被丈夫随意摆布，被丈夫典卖给秀才，成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她纵使有万分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孩子，但还是在丈夫和秀才的买卖下与自己的两个孩子分离。春宝娘的形象，不仅体现了典妻制度下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