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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叙事下的反文化本质主义 　　摘 要：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的小说《水的记忆》是对中国的书写，然而对文本细读分析，发现该小说不是作者对自己族裔特性的强调和彰显，而是通过对中国的历史叙述来表明价值的流变性，伦理叙述来解构传统的伦理结构，最终对中国文化本质主义进行了否定。比较不同小说中传教士的形象，发现该小说对传教士后代Jér？me形象的塑造更是质疑了任何僵化的族裔文化身份。因此，《水的记忆》虽然书写中国，目的却是对静止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为海外作家书写中国拓展了新的形式。 　　关键词：应晨 《水的记忆》 中国书写 文化身份 　　华裔魁北克作家应晨{1}的第一部小说《水的记忆》密集体现了“中国元素”。然而，她的中国书写并非为了彰显族裔特性，而是展示了中国文化在场的情况下，探讨文化身份流变性的可能。斯图亚特?霍尔认为，除了稳定不变的意义框架，文化身份“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绝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2}。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调族裔特性的文化民族主义不同，应晨作为80年代踏出国门的移民作家在《水的记忆》中的叙述策略与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中的去中心化、反本质主义的话语紧密相连，主张对静止的、二元的身份概念进行干预，尝试探索一种流动不居的身份，摆脱族裔符号和疆界，追求个体的自由和自我。 　　国内学界对应晨及其小说关注都较少，提及《水的记忆》的更是寥寥无几。仅有张裕禾在魁北克出版的中文文章《应晨――现代小说艺术的探索者》，详细介绍了应晨及其创作，其中提到《水的记忆》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糟粕的不认同；在国内出版的则有SONG Xiaowei的法语论文《应晨与水的记忆》，文章以社会历史与女性主义的角度评析了小说，点出小说反映了中国历史的变迁对中国人特别是女性命运的影响。由于出版地或是语言的限制，这些文章未能引起论者的太多关注；同时，它们也未涉及小说对同质化族裔文化身份的否定。故笔者想以此文来丰富对应晨及其小说《水的记忆》的研究。 　　价值标准的流变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中国家庭的命运。故事随着历史时间推进，从1912年清朝皇帝下台，经历国共合作破裂、抗日战争、国共战争、新中国，还有“文化大革命”等真实历史事件，人物命运被历史所左右。作者主要通过“我”的奶奶Lie-Fei的个人视角与感受，来把握历史和个体的关系，更具体来讲，作者运用了一个旧中国特有的“裹小脚”的风俗，将个人的身体与历史相关联：Lie-Fei五岁时按照当时的风俗开始缠足，然而适逢清政府倒台，原本是朝廷官员的Lie-Fei父亲从北京逃回老家，他嗅到了时代的风向，中断了奶奶的缠足，于是奶奶的脚生长成了既非天足又非小脚的“中等”大小，这样“中等”的脚在她传统的家人看来是“不伦不类”的，“姨妈们不再送她彩色的鞋子，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谈论她的脚，人们似乎对之不再感兴趣了”{3}。甚至会引起路人的侧目：“由于缠过足的原因，小姑娘的脚不怎么长大，但不管怎样，还是长了一点……有一位小脚妇人走过他们的时候，不禁发出了一声呻吟。”之后，在每一个历史阶段，Lie-Fei都因为这双脚而遭受异样的眼光：在结婚后，Lie-Fei的婆婆认为她的脚是“邪气聚成了形”，从此不再愿意和她相处；为了躲避战争Lie-Fei逃到上海的租界内，也遭到了旁人的注目，“在租界内……当她在一家杂货店前下车时，她又再次感到她的脚尖有一种烫人的热感，就好像这个城市突然醒了过来，睁开了它的眼睛，女士们尤其慢下了脚步，然后一边大声地叹气，一边重新上路”。“文化大革命”时，奶奶被社区的红卫兵批斗，罪名是儿子“反革命”，外加“有一双封建的脚”。 　　这双脚是“尴尬”的，是某个历史时刻中的权力话语在个人身体上留下的“尴尬”，就像福柯思想中的身体，“历史事件纷纷展示在身体上，它们的冲突和对抗都写在身体上，可以在身体上发现过去事件的烙印”{4}。某个短暂历史权力话语下的价值标准影响了奶奶的一生，历史语境一旦改变，她便饱受身心折磨。在男子身上，同样有这种尴尬，比如文中提到的剪不剪辫子的问题，“在清帝国，所有男人都留着长辫子……而革命者留着短发，并且宣称要砍下所有留着辫子的人头。而保皇派则仍然公开或暗中地反抗着，放出风声来要砍下所有留短发的人头。在那个年代，大概有一半的男人留辫子，一半的留短发。所有人都活在一种惴惴不安中”。 　　当历史处在一个静止不动的状态时，文化形态，包括伦理、道德、风俗等也相对稳定，比如封建社会中，女子缠得一双完美的“小脚”是对其社会地位的保障，这种习俗延续了上千年，“在变化很少的社会里，文化是稳定的，很少新的问题，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