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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人文学术如何“弯道超车” 　　学术评奖本属于正常的学术评价和奖励机制，在任何国家都是学术体制的重要一环，但在中国却日益变得乱象丛生。造成这种乱象的表层原因并不难发现，无外乎中国社会的人情因素、学术权力的腐败和堕落、学术机构的急功近利，等等，其深层原因则要复杂和深刻得多。在我看来，催生这种乱象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国人心中绵亘已久的创新焦虑。自鸦片战争以降，西学大量传入我国，西方思想强大的思辨和逻辑力量使得中国学人受到了极大的震撼，相形之下，中国传统学术那种重视经验和感悟的方法，顿时显得黯然失色。20世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号，把传统思想斥为过时的糟粕。从那时起，中国学界就一直处在西方学术的统治和支配之下，几代学人都自觉地把自己置于学习者和追赶者的地位。怎样才能通过创新来超越西方学术，重新赢得中国学术应有的地位，成了全体学人的共同追求。正是这种深层的动机使得我们把学术研究变成了学术竞赛，从而滋生出了蔓延整个学界的焦虑和浮躁情绪。 　　把学术研究视为一场竞技，并非是中国独有的现象，而是当今世界的共同特征。现代学术与传统学术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学术从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变成了全球化的学术大合唱。以往虽然也存在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如印度佛教在魏晋时代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中国文化在唐代对于日本的影响、欧洲思想对近现代中国的影响，以及欧洲各国思想在近代的相互影响，等等，但这些影响和交流都只是地域性的，从未达到全球化的程度。20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电子传媒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变得空前繁荣，学者们频繁地穿梭于世界各地，出席各种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就各种共同的学术话题展开争论和交流，通过相互的激发来产生多元化的观点和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学术和思想的国界正在趋于消失，来自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学者实际上在关注同样的话题，所运用的也是大体相同的思维方式和学术话语。然而在这一场狂欢式的学术大合唱背后，隐含的却是各民族之间对于学术和话语领导权的激烈竞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无异于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奥运会。能否在这场学术竞技中胜出，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各个国家在世界文化中所处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如何使得中国学术在与他国尤其是西方学术的竞争中取得胜利，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问题。 　　从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在这场学术竞技中处于领先的无疑是西方学者。虽然我国学者近些年来在与西方学者进行着日益频繁的对话与交流，然而这些对话实际上是不平等的。因为对话的议题大多是由西方学者提出来的，所遵循的学术规范或游戏规则也主要是由西方学者制定的，比如目前国际学术交流的通用语言乃是英语，在各国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拥有最高权重的学术刊物也大多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国家所主办的，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关系其实类似于师徒，大多数中国学者仍然把向西方学习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几乎每个知名的西方学者在中国都拥有众多的粉丝或崇拜者，许多中国学者甚至把翻译和引介某个西方学者或学派视为成名的捷径和法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想超越西方学者，就只能寄望于“弯道超车”。 　　“弯道超车”显然是个赛车术语，指的是在赛车比赛中处于落后的选手利用领先选手在弯道减速的机会，抄捷径加速而实现超越。如果我们把学术竞技比作赛车的话，那么“学术弯道”指的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学术发展的低潮期或瓶颈期。当处于领先的国家陷于学术低谷的时候，就为其他国家的学术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机会。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每个国家的学术发展都不是直线式而是波浪式的，在一个创造性的高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在低谷的徘徊甚至倒退，如果用库恩的术语来说，就是范式的创造和范式内的停滞。中国传统思想在先秦时代出现第一个高峰，诸子百家完成了文化范式的创造，随后数百年的两汉经学则处于这一范式的笼罩之下，直到魏晋玄学才在吸收外来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突破，而后又经几个世纪的酝酿，才有宋明理学对先秦儒家的发展和超越。西方思想在古希腊时代迎来第一个高峰，此后漫长的古罗马和中世纪都处于其影响和统治之下，直到近代的认识论哲学才开创了新的思想范式。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看似高潮迭起，流派纷呈，很少陷于中断或低估，但这实际上是因为西方学术涵盖了多个国家和民族，这些国家的学术相继崛起，相互竞争，就构成了一幅十分活跃的学术景观。因此，学术弯道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例外。 　　问题在于西方学术在当代是否处于弯道或低估呢？如果我们做此断言显然会引起轩然大波，因为在许多学者看来，当代西方学术正如日中天，独霸世界。我们在前面曾勾勒过西方学术在当代中国所享有的风光和盛况。客观地说，这种无上的尊荣背后确有其深厚的底蕴，在今后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学习和借鉴西方思想仍然是中国学人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