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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艺中“笑”的观念及其价值 　　“笑”是人最常见的面部表情和情感反应。在生活的艺术化过程中追求“笑”的品质风格与接受反应往往会产生喜剧性的审美效果。“笑”是喜剧的创作动机和艺术诉求，也是评价喜剧的主要标准和重要尺度，因而，对文艺与艺术升华现实过程中的与“笑”有关话题的讨论，一定程度上就是对喜剧性文艺观念的探讨。在本文中，笔者借助对中国现代喜剧观念的历史处境和思想形态的阐析，探讨中国现代作家对“笑”的艺术化这一问题的诸多认识理解，并试论其当下价值。 　　总体而言，中国现代喜剧观念，在民族文化反思和人的意识觉醒的历史语境中，受中国传统载道观和西方文艺观的影响启发，一方面，在居于主体地位的严肃文学、悲剧文学观的审视下受到诸多品评和束缚，另一方面，强调思想道德的积极诉求和正面价值，明确区分讽刺、滑稽、幽默等范畴的不同含义价值，较为全面地总结喜剧构思的模式方法，形成了较具开放素质的多元喜剧观念。 　　在西方文艺史上和文学传统中，喜剧是与悲剧相对的艺术范畴，经常被拿来做关联分析和对比阐释，它们对现实世界与心灵世界有着不同的把握方法和感知方式，地位上也不对等。亚里士多德就因喜剧缺少悲剧的痛苦、毁伤、壮美的力量素质而断定其是下品格的模仿。他推崇悲剧贬抑喜剧的意识偏见自不待言，但影响却广泛长久，这不仅因为古希腊艺术在西方文艺史上的权威地位，也由于整个人类文化史中始终存在的强烈而明确的道德意识的影响作用，毕竟悲剧中的那种崇高、尊贵、优美的素质，是喜剧先天欠缺和不易获得的。 　　从总体上讲，中国现代喜剧观一直受悲剧观的抑制与排斥，这与悲喜剧的先天属性和西方文学理论的预先提示不无关系，但主要受制于中国文化文学的历史处境与历史选择。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不断升级的民族危机中走向困惑、焦虑、溃败，以西方文化为价值尺度反思和重铸民族文化渐成主流，中国文学随之失去了与西方文学的对等地位。在这种情势下，悲剧相对于喜剧的优越性与进步性再度被强化，前者代表着西方思想的神圣起源和伟大传统；后者则意味着中国文化因循的陈腐意识和堕落的民族根性。早在晚清，蒋观云就认定悲喜剧在救世醒民和左右世道人心上起截然相反的作用――“夫剧界多悲剧，故能为社会造福，社会所以有庆剧也；剧界多喜剧，故能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这种艺术世界与现实世界悲喜互为因果的两极认识，自然过于绝对、夸张，不符合日常经验。蒋观云显然是要以这种激烈的价值定性来彰显悲剧文学的重要性。他不但将喜剧文学置于进取性和创造性的反面，而且把悲喜剧的价值本质化了。该判断不是单纯的文艺题材价值的判断，而是暗含了文化转型期两种文化处于不平衡状态的社会发展观念与文化重构逻辑，这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毫不怀疑的接受、继承。 　　“五四”时期，“喜剧批判”成为文化反思和文学重构的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当时被广泛诟病的中国文学的“大团圆”结局外，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把《笑林广记》等“下等谐谑书类”归为“非人的文学”，视其为中国文学必须根除的不良病灶。鲁迅将中国文学乐天精神的心理素质总结为“瞒和骗”。悲剧文学因具有强大的价值解构力和建构力而被认定具有反抗素质和救世能量；喜剧文学因其娱乐性与游戏性而被认定为文化的掉队者和时代的捣乱者。今天看来，无论是中西文化的价值判断，还是悲喜剧优劣高下的等级认识，既不真实，也无长久意义，但对当时及其后的文学创作潮流和格局形成的影响却不可小觑。在整个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不同内容、形式、特征的悲剧性文学创作蔚为大观，喜剧文学不仅在数量上不能与之等量齐观，而且在质量上也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几乎所有的现代文学经典均有悲剧倾向，喜剧性创作作家们虽时有涉猎却大多乏善可陈，始终处于文学创作格局的边缘。 　　即使是活跃性很差的“喜剧性”文学创作在整个现代文学中，也因其存在可能伤及严肃主题的倾向被认为不合时宜而屡遭批判，批判重心也由“五四”时的文化批判转到对文学应正视与表现冷峻现实的强调上。1932年前后，以上海《论语》半月刊为中心掀起了一股“小品文热”，带来了小品文的复苏与生机，它受英国随笔审美意识影响，连构晚明性灵小品艺术传统，并与处于文坛主流的泛政治化文学观相区分。今天看来，有相当积极意义，但在当时却遭到广泛批评，其中重要方面就是它的闲适性与幽默风。鲁迅指出，把“苦中作乐”作为战斗前的“愉快与休息”，“寄沉痛于悠闲”未尝不可，但国人自古以来就“不苟言笑”，而现在又是“不值一笑”也不宜“强颜欢笑”的“风沙扑面，虎狼成群”的悲怆时期，我们需要的是悲壮而激越的“挣扎”与“战斗”，是伟大、坚固的“匕首”和“投枪”，而非“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得平滑”的麻痹人心的靡靡之音。老舍早期创作的幽默受很多人批评，鲁迅觉得太油滑，胡适感觉太造作。老舍对很多负面评价了然于心，曾自言，“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