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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金陵诗人群述论 　　本文所说的金陵诗群，指的是围绕着南京的“土星笔会”和《诗帆》、抗战时期内的《中国诗艺》和“中国诗艺社丛书”等书刊杂志，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军校等学校师生为主体而形成的一个诗人群体。从1934年成立“土星笔会”，到抗战胜利后无形中解散，该群体从自己独立的诗学观念出发，在十余年的探索、发展和演化中，对中国现代新诗多元现代性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吕亮耕、汪铭竹、李白凤等成员，曾因诗风相近而被看作现代派诗人，但常任侠、孙望、沈祖菜、林咏泉、令狐令得等人，则一直未能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视野。朱晓进、汪亚明等曾以《诗帆》为中心，罗振亚则立足于《中国诗艺》，从中国现代主义诗学谱系的立场，对该诗群的风格特色和艺术成就有所探讨。但作为一个整体的金陵诗人群，则尚待进一步的澄清和分析。 　　金陵诗人群的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抗战之前、抗战时期和抗战后期三个阶段。这个诗群的活动，大致可以分为抗战前、抗战时期、抗战后期及复员东还三个时期。 　　抗战之前，金陵诗人群的主要活动，是以每周六聚会一次的“土星笔会”为纽带，出版《诗帆》杂志和“土星笔会丛书”。《诗帆》创刊于1934年9月。创刊至同年底为半月刊，次年2月15日第2卷开始，改为月刊，出至8月停刊。1937年1月5日复出月刊，期数为第3卷第1期。同年5月出版第3卷第5期后，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前后3年，共出3卷，17期。据说，第3卷第6期稿件已编号交印刷厂，因抗战爆发而下落不明，未能出版。刊物为32开本，每期12面，发表12-14篇诗作，大部分是创作，兼有少量译诗。常任侠曾将该刊与上海的《新诗》月刊相提并论，介绍该刊的基本情形说： 　　在过去的新诗刊物中，延续得最久，而成绩也最可观的要推《诗帆》与《新诗月刊》。《诗帆》发刊于南京，共出三卷，因为不喜宣传发售，只寄赠于国外和国内的较大的图书馆，所以流行于一般社会者很少。这是一个同人的杂志，集合主张相同的人，出资刊发的，以汪铭竹、孙望为出面代表者。他们既不喜新月派的韵律的锁链，也不喜现代派的意象的琐碎，标举出新古典主义，力求诗艺的进步，对于现实的把握，与黑暗面的解剖，都市和田园都有所描写。他们汲取国内的和国外的――尤其是法国和苏联――诗艺的精彩，来注射于中国新诗的新婴中，以认真的态度，意图提倡中国新诗在世界诗坛的地位，并给标语口号化的浅薄恶习以纠正。他们努力自创作并翻译，译成法国和苏联几个著名作家的诗集，在东方各国又译了两册阿拉伯的诗，也零碎地译过朝鲜和日本的诗，在质上并力求其优美无憾。在印刷上也是力求考究的。 　　从《诗帆》第1卷第2期就开始预告要出的“土星笔会丛书”，曾经达十二种之多。但实际出版者，仅有常任侠的《勿忘草》、邹乃文的《雨寺》、齐扬的《春秋雨》等三种。 　　综合创作和翻译两方面的情形来看，这个时期的金陵诗人群，主要受到了法国的波德莱尔、魏尔伦，俄国的叶赛宁等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风的外来影响。戴望舒、何其芳等人的感伤情怀和古典意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不少诗群成员，让看到了沟通古典传统和欧洲象征主义诗风，追求诗艺的精致，在艺术性与现实性、时代陛与个人性之间保持平衡的可能。 　　抗战爆发后，“土星笔会”同人随着国民政府文化机构和高等院校纷纷内迁西南，开始了重新聚集队伍，吸纳新成员以拓展大西南诗歌园地的新阶段。这个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中国诗艺社，刊行《中国诗艺》，出版“中国诗艺社丛书”。 　　《中国诗艺》，1938年8月创刊于湖南长沙，但仅出1期即因战事而停刊。1941年6月，在重庆复刊，同年10月停刊。因为日军的夏季大轰炸，重庆印刷条件困难，复刊后的《中国诗艺》被迫转到贵阳印刷，由此而造成了“贵阳版”和“重庆版”之间的误解。出版史的叙述、个别工具书的介绍等，均不准确。最准确、最可信的，是孙望的叙述： 　　《中国诗艺》1938年8月创刊于湖南长沙。20开本50页的诗刊。负责人孙望、常任侠、吕亮耕、林咏泉、葛白晚。第二期待印，不幸焚于长沙大火。后转移到重庆，1941年6月复刊，改为32开本，组成新的编委会有常任侠、徐仲年、孙望、徐迟、袁水拍、林咏泉六人。复刊号于1941年6月出版。因日寇飞机疯狂轰炸重庆，该刊被迫转移到贵阳出版，汪铭竹负责印刷、出版工作。因徐迟、袁水拍去香港工作，编委会又重新调整，徐仲年任社长，冯至任副社长。由常任侠、徐仲年、孙望、汪铭竹、吕亮耕、林咏泉、陈才七人任编委。复刊后出版四期，又因重庆、贵阳均遭日寇轰炸，1941年10月以后停刊。 　　徐仲年主编的“中国诗艺社丛书”，由重庆独立出版社出版。据笔者目前所知，至少出版过十三种。分别是：杜蘅之《哀西湖》、孙望《小春集》、常任侠《收获期》、汪铭竹《自画像》、程铮《风铃集》、吕亮耕《金筑集》、张帆《张帆集》、绛燕《微波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