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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戏剧学院招了个工农班 　　采访中，重钢退休文艺干部蒋传超回想起1958年从重庆长江电工厂考上中央戏剧学院工农班的情景，仍难掩兴奋地说：“重庆就考上了我一个人。” 　　小二黑 　　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的蒋传超读了初一就辍学回家务农，在村里，他是农会干部，文艺积极分子。“当时为了配合宣传新婚姻法。我演过《小二黑结婚》，演员以当地小学校的老师为主。当时我16岁，也被拉去演小二黑。演小芹的女演员18岁，是邻村的女孩。我们在春节前巡演，村村镇镇都打起火把来看，三仙姑是丑角，女娃儿不好演，是一个男老师演的”。 　　抗美援朝开始，重庆各大兵工厂开足马力，长江电工厂也到射洪招工。蒋传超考上了，先到小泉的西南第二技工学校培训，进行安全、必威体育官网网址学习。进厂后，他是生产计划员，人家生产子弹，他就数子弹。 　　虽然只读了个初一，但大家还是把蒋传超当成初中生来使用。“我在厂工会当广播员，学画画儿、唱川剧、演话剧。演过《右派百丑图》，还有活报剧《火烧五气》，就是阔气、官气、骄、娇二气，还有暮气。我演‘暮气’，有两句台词我现在都还记得：‘按时上班按时走，别人上班我袖手。’那是朗诵再加一点动作和表演”。 　　1958年九月初，中央戏剧学院来重庆招收工农班，蒋传超从前演过小二黑和“暮气”，在工人里面，当数底子深厚。“当时招生，对我们在文化上要求可以低一点，专业上有个基础就可以了。考试在我们厂会议室考的，何之安教授考的我。我就表演了演过的‘暮气’，他们觉得还好，就考上了”。 　　工农班 　　从菜园坝坐火车到北京，那是这位青年工人第一次坐火车出远门。“开了60个小时，火车翻秦岭的时候，一个火车头在前面拉，还有一个火车头在后面推。我是带薪学习，每月有30多块钱的工资，但每月还要给家里寄钱，还要交伙食费，就剩10块钱。所以读书4年，我只回家过一次”。 　　工农班学员23个人，来自上海、江苏、东北和山东等地。大家其实都是业余文艺活跃分子。“中戏1958级工农表演班，说是1958级，在我们前面没有，以后也没有再开这种班，不知道可不可以说我们是‘空前绝后’的。跟我们同级的表演系演员，后来最出名的就是王铁成，他是高中应届毕业生考进去的”。 　　工农班的专业课比如表演课，跟其他班的学生是一样的。“在文化课上我们没有外语和西洋戏剧史。一进学校就开始从初中语文补起，我算是中等文化水平吧，有的同学是刚刚扫盲的。我们年龄也比较大，最大的28岁，我23岁，最小的20岁。最搞笑的是，年龄最大那个同学，当时看电影、看戏凭学生证只要8分钱，但他去看的时候，人家不让进，因为他看上去太不像学生了。还有形体课就苦了，我们压腿、下腰很费劲。但我们很能吃苦，拼命练，有的都练到肌肉撕裂了，我们只有笨鸟先飞”。 　　工农班一进校，就赶上“大炼钢铁”和“三年大饥荒”。“我们先把学校的篮球场拿来修小高炉炼钢，当然什么都没炼出来，只炼出些废铁砣砣，后来又把球场挖出来种萝卜。戏剧文学系有个高个子饿得慌，半夜去偷萝卜被抓住，还受了处罚”。 　　艺术院校的各系科通常都会分为几等，工农班处在末端。“其他系或其他班的同学，在文化上，有些看不起我们，但也不敢明说，最多说我们，‘出力的事情，劳动还不错，工农班嘛！’因为炼钢和种地，工农班的同学不用教就会，还给别的同学当指导，但学校很重视我们，还表扬工农班”。 　　蒋传超等还去河北平山县劳动。那是一个老解放区，“没粮食吃，我们就把红薯晒干磨成面，贴饼子。红苕干磨面，是在室外院子的大石碾子上，当地风沙大，一吹，面就有很多沙子，吃起来牙齿里面还有响声。如果能吃上一顿玉米做的窝窝头，那就简直像是过节打牙祭了。工农班的同学，都是苦出身，也不觉得这有多恼火”。 　　在艺术上，工农班照样演洋剧，比如西班牙维加的《羊泉村》、阿尔巴尼亚古典话剧《哈利利与哈依丽亚》。“都是反封建反压迫的剧。教我们表演的老师是王树元、朱天秀、朱星南，其中朱星南是班主任。当时的院长是欧阳予倩，他病了之后，原来的副院长、杨尚昆夫人李伯钊就成了我们的院长”。 　　洋剧不好演，老师要求蒋传超他们看外国小说、外国戏。“但那些名字太难记了。老师说，难记你还得给我记；还要学抽烟，我又不会抽，抽了几天不舒服，老师说你抽得不像，还要抽。老师还带我们去东四街的天主教堂看教徒做礼拜；舞蹈课上还要学习宫廷舞，很不容易。但大家身处国家最高的戏剧学府，都如饥似渴地学习。我们学校每周放电影，也去北京人艺、北京电影学院看电影、看戏。《茶馆》《悭啬人》《龙须沟》，我们对北京人艺的演员崇拜得五体投地”。 　　文艺兵 　　工农班在艺术上是不是比不上他们的劳动能力呢？他们毕业汇演，在中央实验话剧院实验剧场演出《刘胡兰》，就出大事了。 　　蒋传超回忆道：“那一场是空军部队在看，当我们演到蒋匪军大胡子下令，要把刘胡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