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王尔德？.docVIP

为什么是王尔德？ 　　一 　　说起新文化运动，不能不提《新青年》。在旧有的知识谱系里，《新青年》是一份带有启蒙使命的进步刊物，而王尔德是一个略为颓废、因有伤风化被投进监狱的唯美主义代表作家，生在都柏林，却被算作是英国人，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坛传奇。这样一个人，和肩负思想启蒙、民族救亡的《新青年》怎么竟能挨得上边呢？ 　　如今再细细看来，这个边儿不仅挨上了，而且还挨得十分紧密。实际上，粗略统计下，《新青年》中文学翻译篇目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王尔德却占据了很大的比例，更是唯一得到如此隆重推介的英国作家。薛琪瑛女士译的《意中人》（今译《理想丈夫》），分别连载于《新青年》（当时名为《青年杂志》）第一卷的第二、三、四、六号和第二卷第二号上，紧接着又在第二卷的第一、三号上连载了陈嘏译的《弗洛连斯》（今译作《佛罗伦萨的悲剧》），以及沈性仁译的《遗扇记》（今译作《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当时因洪深改编为《少奶奶的扇子》上演获成功而为人所熟知），连载于《新青年》第五卷的第六号和第六卷的第一、三号上。应该说，除了易卜生外，王尔德是获得译介第二多的外国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所表现出来的对个性解放的尊崇、对社会弊端的批判精神，与“新青年”团体的建设新文化、改造旧社会理念有着极为紧密的契合关系，因此不难理解易卜生在《新青年》上获得“专号”的殊荣了，而王尔德为什么会获得如此青睐呢？ 　　其实，不仅是《新青年》，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文坛就有一股王尔德热。根据有关研究资料显示，在二十年代，王尔德的《无足轻重的女人》、《认真的重要》、《莎乐美》以及他唯一的长篇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都相继被译介到中国来，甚至《王尔德童话集》、《快乐的王子集》还有他的文论著作《谎言的颓败》、《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灵魂》都在当时被翻译出版，相应的研究篇目自然也不少，类似《王尔德评传》、《童话家王尔德》和《王尔德介绍》的研究文章就多见于《小说月报》、《晨报副刊》等知名报刊上，应该说这是一股不折不扣的“王尔德热”了。按照有关研究成果的统计，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王尔德的译作发表，直到民族救亡运动爆发，关于王尔德的翻译才告一段落。 　　任何一项文学翻译活动都绝非孤立的事件，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王尔德热呢？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新青年》为什么会选择王尔德而不是狄更斯，不是劳伦斯，更不是哈代？在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的英国作家中，在今天的文学史叙述中，上述三位作家的文学成就和社会声望可以说都在王尔德之上，可偏偏是他，在《新青年》这样一份极有社会责任的刊物上得到大力推介。 　　在哪些方面，王尔德契合了“五四”时期的大众诉求呢？ 　　二 　　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学主张和新文化派的文学主张显然是不在一个频道上，但这并不影响《新青年》对他的喜爱，原因在于：首先，王尔德特立独行的反传统姿态是与新文化派诸人不谋而合的。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无论是在个人私生活还是在艺术主张上，对于当时的中国文化界人士来说都有着巨大的榜样力量。从他身上和他的作品中还是散发出了令当时中国文坛感到欣喜的一些信号，正是因为这些信号暗合了当时一心谋求革命的新文化派的心理，王尔德就掩盖了其他著名作家如狄更斯、如哈代的光芒，而成为新文化派眼里的文学大师。陈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新青年》第一卷第三号）中即认为，“或称易卜生及俄国屠尔格涅甫（即今屠格涅夫），英国王尔德，比利时之梅特尔林克为近代四大代表作家”。 　　作为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物，王尔德是把艺术当成生活的人，正如当时有的评论者指出的那样，“反对这种死的、无味的、机械的社会，主张把人生美化、戏曲化，把人生造成一篇罗曼史，一首田园诗”，这与其说是对王尔德的评价，不如说是当时中国文人的一种自我想象和追求。考虑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特别是《新青年》在当时持有的强烈的反传统立场，王尔德在文学上这种鲜明的反叛立场在中国当时得到新文化派的强烈回应，也就不足为奇。文学革命，作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先声，有着远远超乎文学本身的社会现实意义。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在掀起“小说界革命”时宣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所以，尽管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自昌黎以来的“文以载道”之说大加挞伐，可是，后来新文化派所掀起的文学革命，以及后来的白话文革命，其实皆带有“文以载道”的使命，只不过是此“道”非彼“道”而已。 　　其次，王尔德的反传统姿态不仅表现在他的文学追求上，也表现在他的个人生活中，他的超前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契合了新文化派对“新”的追求。据说，王尔德的母亲就是一位热衷于离奇夸张打扮、不满足于中规中矩生活的女性，如果此说属实，显然王尔德是得到了母亲的真传。尽管是牛津大学这所比较保守的高等学府的高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