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州生气凤凰笔，千古文心瑰玮词.docVIP

九州生气凤凰笔，千古文心瑰玮词 　　欣逢新诗百年华诞，回望中华诗词的百年风雨，展望诗词事业的发展方向和美好前景，相信对于团结诗人们共同努力，推陈出新，携手攀登创作高峰，都有其积极意义。 　　一、戛玉敲金有愁遗：中华诗词的沧桑百年 　　传统诗词历经二千多年的风云激荡，已根植于华夏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优秀的文化基因传承至今。回顾中华诗词的成长，尤其是近百年来的生存状态，感慨之余也令人欣慰。 　　1、在打压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前后，白话文兴起，新诗诞生。同时，传统诗词受到严重打压，被贬称为旧体诗，甚至被当成“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而加以扫荡。当时新诗（白话诗）的开拓者们，无不把新诗和传统诗看作誓不两立的事物，他们不但自己和传统诗决裂，也反对别人写传统诗。在这种情形下，传统诗?_实走人了低谷，进入了沉眠期。然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华诗词并没有消亡，仍然顽强地生存并成长。 　　我们认为，1919年至1976年是传统诗比较艰难的时期，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传统诗词运交华盖，道路坎坷。但是，它还是在艰难跋涉的过程中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大约60年的时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19年到1931年。这是新诗的萌生期，也是传统诗的坚守期。这一阶段诗词的主要力量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南社”诗人。南社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学团体，它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规模最大的文学社团。成立于1909年11月13日，发起人为同盟会会员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南社社员人数达1180余人。1917年因对“同光体”的评价发生争论，南社内部开始分裂。1923年南社解体。虽然诗社解体，但其影响始终未绝。二是“学衡派”诗人。学衡派是一个因《学衡》杂志而得名的文化流派。1922年1月，梅光迪、吴宓、胡先辅等七人，发起创办了《学衡》杂志，开辟“文苑”专栏，大量刊登传统诗词，除了黄侃、胡小石、汪东、王伯沆、胡翔冬等人外，还有陈三立、夏敬观、汪辟疆等同光体诗人与胡先辅、梅光迪、吴梅等原南社成员。虽然《学衡》在1933年7月终刊，但“学衡派”学人诗的骨干力量却成为“五四”后诗词创作的大本营。三是从事新文学创作却仍然坚持传统诗词创作的文学巨擘。如鲁迅、郁达夫、郭沫若等。新文艺工作者和新诗人写的诗词，为传统诗词突破陈旧狭窄的语言环境，开掘富于时代感的主题和构造新鲜生动的意象，以及造就诗歌语言新鲜活泼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二阶段从1931年到1945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华，抗日战争爆发，抗日题材的诗歌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抗战时期，是新诗继“五四”之后的第二个高潮，也是传统诗词焕发青春，走出困境，重登大雅之堂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是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新诗的创作可谓波澜壮阔，诗人勇敢地吹响了抗日战争的嘹亮号角，形成了抗战“史诗”。而传统诗也一样佳作累累，发出时代强音。1941年5月，在重庆的诗人聚会，决定以端阳节为中国诗人节。在宣言上签字的有艾青、王亚平、何其芳、戴望舒等新诗作者，也有于右任、汪辟疆、林庚白、田汉等传统诗作者，显示出新旧诗体不分畛域的动向。而且，从事抗战诗词创作的队伍也显得相当庞大而精锐。1997年杨金亭先生编辑的《中国抗战诗词精选》，收入抗战作者237人，2007年解放军红叶诗社编辑的《抗日烽火诗词选萃》收入作者266人。其中包括毛泽东、朱德、董必武等老一辈革命家、军事家和抗日将士。他们创作的抗战诗词，谱写了中国20世纪文学史的光辉篇章，形成了恢宏翔实的抗战史诗。可以说，抗战诗词和新诗一样，是中国诗史上一座峭拔的高峰。 　　第三阶段从1946年到1976年。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传统诗词再次走入低谷。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来自毛泽东同志对旧体诗词的认识，毛泽东虽然自己创作了优秀的诗词作品，但他在1957年1月12日写给臧克家等同志的信里说过：“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由于毛泽东的特殊地位和和特殊的影响力，以致中国的教育界、宣传界很少关注，甚至是有意限制传统诗词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来自史无前例的“文革”冲击。“文革”期间，一些人把传统诗词当作“四旧”一起批判，使本来就很脆弱的传统诗词再次受到重创。在这数十年间，传统诗词虽然受到压制，备受摧残，但没有销声匿迹，仍然顽强地生长着。比如大家熟知的聂绀弩先生，他的诗词创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在这一阶段完成的，而且达到了他个人诗词创作的高峰。 　　鉴于此，我们说在这近60年中，总的是传统诗在打压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同时也证明了传统诗强大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2、合时代脉搏，现复苏曙光。1976年1月8日，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山岳低首，万民同悲，人们以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