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的艺术再现.docVIP

乡土社会的艺术再现 　　2013年，缪俊杰出版了一部以客家人社会生活为背景和主题的长篇小说《烟雨东江》。最近他又推出了堪称《烟雨东江》姊妹篇的长篇新作《望穿秋水》（作家出版社出版）。我想，他这样以当下年轻人的“比拼”精神倾注于写作上，除了兴之所至外，自是一个作家兼客家人的责任感使然吧。 　　《望穿秋水》取材于闽、粤、赣三省结合部客家人的社会和生活。而客家人的社会、生活、历史及其独特的文化传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献中，我们只知道在《诗经》等书里的只言片语。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客家是汝南的遗民，就是《周南》的嫡裔。《周南》的诗，共十一篇，开首第一篇的《关睢》就是情歌，他思念所求的淑女，甚至‘寤寐思服，辗转反侧’……这种热烈的感情和客家情歌中《见心肝》等篇，不相上下，多是赤裸裸地直喊起来。”（朱希祖《粤东之风?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曾经引起“眼睛向下”的民间文学家和民族学家们的关注和采集，陆续有一些学术著作问世。客家人的生活情景、悲壮历史、社会习俗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得以在更大的范围里得到传扬。而在现当代文学作家的笔下，则很少在文学作品中见到艺术的展现。 　　《望穿秋水》以“风吹伞”为核心，通过链接赣南、闽西、粤北客家古老“盐米古道”上被称为“挑脚佬”（脚夫）们的悲欢离合、生活际遇，全面展现了客家人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这一漫长、动荡、曲折、艰难的历史征程和多样环境中，求生存、图发展的悲壮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传统。在现实主义作品中，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塑造出人的种种不同的性格，而不同的人的性格又翻转来折射出复杂的社会现实。 　　在作者笔下，作为小说核心情节的姚玉珍与刘求福的多难、凄婉、执著的爱情故事，折射出客家人近六十年来所经历的严酷的社会历史现实。从广东逃难流落到百家村的少女姚玉珍，小小年纪上被卖给百家村首富陈百万当奴婢，而在陈百万病入膏肓时，又被迫填房成了“二房”，在继之而来的“土改”中被划为女地主，在屈辱中艰难度日，不仅受尽政治上、精神上的折磨和打击，还被没收了所有财产，被驱逐到破庙里栖身。与姚玉珍青梅竹马、曾经有过“一夜情”的刘求福，被抓了壮丁，跟随国军流落到台湾，当伙夫，打零工，居无定所，朝不保夕。然而，40年颠沛流离孤苦无望的生活，并没有摧毁他对故乡的思念和对姚玉珍的感情。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最终他回到原乡，同相爱的人姚玉珍及儿子陈贵生得以团聚。 　　在百家村这个狭小的、充分政治化了的“乡土社会”舞台上，小说展现了刘、陈两个家族的纠葛，以及天南县这个虽然地理位置上远离政治中心却仍然时时刻刻上演着中国政治风云变换的大环境中的人间悲喜剧。而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小说真实地反映了客家人以“围屋”为代表性符号聚族而居的“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费孝通《乡土中国》语），反映了客家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下勤劳而艰难的生存状况，以及相对坚固稳定的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和文化传统。 　　在阶级斗争年代，我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和实践，对于农村题材作品的要求，是正确而深刻地认识和反映中国乡村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不承认中国“乡土社会”及其长期形成和延续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模式，忽视地域文化传统的特点和差异，对于族群和村寨有着强大凝聚力、坚固稳定、具有普适性的民俗文化对社会和人心的影响，认识是不完整的。曾有学者指出，客家人的社会习俗（亦即民间文化传统）大体有四个方面：一是女子种田和采薪的习俗；二是男人重商的习俗；三是资本阶级压迫农人的景况；四是迷信风水和神权的俗尚。这些习俗和文化，都是从古中原民族传袭而来、在相对孤立的边缘地带和山峦地区发生了变异的文化传统。客家人就是在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下塑造自己的民系性格的。诚然，时代的、政党的、政权的、集团的主流意识形态，对每一个人的性格形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但忽略了以“差序格局”为其特点的乡土社会结构和地域文化传统对生活于其中的人的影响，这样的现实主义应该说是不完全的现实主义。在这方面，《望穿秋水》有很大的超越或突破。例子所在多有，不必多举，值得一提的，莫过于小说最后一节“风俗淳和谐度春节”里所描写的，在刘家祠堂举行的不分男女、不分支系、当然也不分阶级、被原来的村主任刘求禄诬之为“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全宗族、全体村民“排粱”（酒宴聚餐）。作者在客观描写之外，不惜自己站出来现身说法地评论说：这种打破宗族界限、全村人聚在一起“排粱”，意味着“人与人关系和谐的回归，人性的回归，人情味的回归”。作者在这方面的观照与描写，显示出以往某些作者所缺乏的“文化自觉”。 　　一般地说，通过塑造人物形象和描述人物之间的关系，形象地、历史地、真实地反映现实，是文学作品的根本任务。凡是历史地、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作品，都无可置疑地具有批判性。用这一观点来衡量缪俊杰的《望穿秋水》，我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