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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读抄（二则） 　　周有光的“抄书体” 　　 《拾贝集》2010年1月由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2011年3月再由北京的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增订版，2012年荣获第七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此书系周有光先生百岁后出版的第三册重要著作，其他两册为《百岁新稿》和《朝闻道集》。但此书的内容及体例却有所区别，甚是特别，不同于周老的其他著述，原因是所收录文章除了少部分的短小杂文以外，大多文章皆为周老的读书笔记，但又不是一般的读书笔记。这些笔记用先生自己的话说，便是他“阅读古今中外书刊，随时笔记一闻一得”，后因他的一位小辈亲戚看到，以为有趣也有益，先生在前言中还解释说：“这是写给自己查看的，一得之愚，一孔之见，随意下笔，不假思索;为了节省笔墨，多半写成超短篇，过于简略，不成章法。”虽然是自谦之词，但也道出了成书的缘由。 　　 不过，这种无意写成的读书笔记，却成为当下的一本十分难得的好书，我读这本著述，深深地被震撼，被感动，特别是许多笔记能够将深奥或容易困惑的问题简洁清爽地讲明白乃至讲透彻，我把这种写作称之为“抄书体”。周老的这种“抄书体”，也是别有特色的。在我的印象中，现代以“抄书体”闻名者，莫过于周作人与钱钟书两位。周作人晚年的散文多以抄古书内容连缀成文，诸如《夜读抄》《秉烛谈》《书房一角》等集子中的文章，成为一种十分个性化的散文写法，后人对于周作人晚年的这种写作颇多争议，但舒芜、刘绪源、黄开发、止庵等研究者却给予极大肯定，诸如舒芜在《周作人概观》中就这样评价：“周作人晚年许多读书笔记之类，往往通篇十之八九都是抄引古书，但是加上开头结尾，加上引文与引文之间的几乎话的连缀点染，极萧廖闲远之致，读起来正是一篇贯穿着周作人的特色的文章，可谓古今未有的一种创体。” 　　 与周作人不同的则是钱钟书，周作人把抄书当成了自己的一种自觉的文体实验，从而在文字的摘抄中表达个人的情绪与心境。而钱钟书则把抄书当成了一种学术追求的境界，钱钟书虽然学问极为渊博，但生前没有完成一册体系完备的论著，仅有的一册论文集《七锥集》，也只有七篇谈论问题十分具体的“随笔式”论文，代表作《谈艺录》和《管锥编》都是典型的抄录古典诗话和思想的著述。钱钟书自己在论文《读〈拉奥孔〉》里，就曾简略回顾了思想史的写作，并由此写下一段具有别有意味的言辞和感发：“许多严密周全的哲学系统经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在整体上都已垮塌了，但是它们的一些个别见解还为后世所采取而流传。好比庞大的建筑物已遭破坏，住不得人也唬不得人了，而构成它的一些木石砖瓦仍然不失为可利用的材料。” 　　 与周作人、钱钟书所不同的是周有光的这册《拾贝集》，我以为是“抄书体”的另一种形式和追求。周作人与钱钟书抄书，前者为求文章之味，因此摘抄力求原汁原味，甚至不惜大段抄引冷僻笔记和旧书文章，载一己之道，成一家之体;而钱钟书把抄书作为学术自觉的一种方式，学贯中西，采撷精华，注重打通，因此更加注重选用的甄别和准确，周有光则不同这两者，他的抄书本是晚年读闲书的副产品，目的既不是文体的创作，也难说有学术的探究，重点则在于探求真相、传播常识、明晰思考，关键是思想的启发和有益，因此抄书中注重观点的准确，从而力求简洁，因此常只摘录最有用的文字，甚至是改写或者只摘录主要观点，为我所用，化为己有，目的是方便阅读和理解。在《拾贝集》中，“抄书体”这种读书的方式同样达到了另一种境界，不同于周作人的“文学”实验与钱钟书的“学术”抱负，我以为周有光先生是有着一种明确的“思想”追求的。 　　 书海茫茫，光阴寸金。对于已愈百岁高龄的周有光，何以来“抄书”呢？据我统计，周有光先生所读的书籍和报刊涉猎面十分广泛，可谓博览群书，但大多集中在文化、历史、语言文字等方面，而归结成为其思想的核心，我以为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了解历史的真相，其二是普及和佐证社会的常识。在了解的历史的真相方面，以此书第三集“以史为鉴”最有代表，可谓周老“抄书体”的个性体现。此部分文章大多为他为了解苏联历史真相所作的读书笔记，因为在先生看来，我们现在的社会形态的原型便是从苏联学习和借鉴的，要想知道自己，必须要了解自己的原型;因此这一部分所读内容十分集中，读来也最为让人震撼，诸如《苏联大清洗七十年祭》便是对于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大清洗进行揭示，让人从很简单的内容中了解了大清洗的来龙去脉和惨绝人寰的事实，再如《大清洗的清单》摘抄学者王康的演讲，从长篇的演讲内容《俄罗斯道路》中摘抄出“农业集体化”、“清洗老革命家”、“清洗军官”、“十年镇压”、“各行各业大清洗”、“斯大林模式”、“历史上的各国大清洗”、“斯大林死后发表的屠杀统计”、“平反昭雪”九个部分的内容，既让人很快掌握其中的要点，又逻辑清晰，击中要害，显示出摘抄者十分深厚的功力。 　　 先生的另外一个抄书内容就是对于常识的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