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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界奇人刘振强 　　如果有人问我，在当今活跃于两岸三地的中国出版家中，你最钦佩的是哪一位？我会不假思索地说出一个名字：刘振强。 　　刘振强先生，现年85岁，是台湾三民书局的董事长，一位从事出版业六十二年的老出版家。他的名字，似乎并不响亮，不仅在大陆，即使是在台湾，普通百姓恐怕也不曾听说。这是因为他内敛、低调，极少抛头露面，从不参与公众活动，更不在媒体曝光。但是，了解他的人，包括两岸学术文化界的众多德高望重的学者，对他一致推崇，翘大拇指，交口称赞，以为他是二十世纪中国出版史上的奇人，他的胆识、气魄和业绩，他所构筑的出版理想王国，是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话题。 　　他身居台湾，出版社名为“三民书局”，这一点极易引起误会，连官方人士也难幸免。2013年7月10日，三民书局举办成立六十年庆典活动，当时的“副总统”吴敦义应邀出席并致辞，称“三民书局把三民主义的精神用出版的形式落实”。此语一出，紧接着就被另一位上台致词的嘉宾抢白一通，说吴敦义望文生义，根本没搞清楚状况，三民书局的“三民”是“三个小民”合办书店之意，与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无关。弄得吴敦义下不来台，狼狈不堪，他的“副总统办公室”事后不得不发文解释澄清。 　　由此说来，关于刘振强的故事，真要从“三个小民”创业说起。 　　一 　　刘振强先生是江浙人士。祖父曾入京为官，因性格耿直，看不惯官场的龌龊，便挂冠而去，且嘱后人勿入仕途。于是其父终身在家乡当教师，长期担任一所中学的校长。刘先生的青少年时代，战乱频仍，生活动荡。国共内战时期，父亲为使儿子躲避战火，买了一张船票，送刘先生远赴台湾，那时他还不满二十岁。 　　临行前，父亲告诉他，自己在台湾的朋友和学生虽然很多，但“你一个也不许找”。凡事要靠自己。于是，他开始了独立奋斗的人生。 　　刘先生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有志青年一样，早早就抱定了教育救国的理想。但他同时认识到，要昌明教育，必须有良好的出版事业作为后盾。所以，做了几年学徒以后，当他开始考虑自己创业的时候，他首先想到了要开书店。 　　当时有两个伙伴与他志同道合。1953年7月，“三个小人物”每人出资五千元，开始经营图书零售。他们与卖文具、卖邮票的其他商家一起，共同租下了台北衡阳路上一间仅六十平米的店面。他们的书架只占一面墙，而且在店铺最里面的角落。由于资金捉襟见肘，进货很少，常常是卖了一本书才有钱再进一本书。幸好遇到了一些愿意将作品寄卖的作者，使他们的资金得以流转。这样，他们的货架充实起来，生意渐渐红火。 　　刘先生归根到底是要做出版。从哪里起步，这让他颇费心思。他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台湾经过日本人五十年的统治，实行的政经制度，颁布的法令章程，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套大有不同。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需要对典章制度做些改革，乃至重起炉灶。新制度下，需要大批与之适应的行政人员，也需要大批专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等。当时的大学一时不可能提供如此大量的人才，解决的途径必然是在社会上选拔。要选拔，只能是通过各种专业考试，包括职场考试和高考。于是，刘先生开始根据现实的需要，组织出版了一批考试参考书。 　　当时，台北重庆南路和衡阳路，已经有不少间书店和出版机构。然而，只有三民书局一家，成批推出考试用书。正可谓春江水暖鸭先知，三民得了风气之先，盈利自然可观。 　　继而刘先生又观察到，市场上，不少出版社都在争抢出版中小学教材，因为这是一块肥肉。然而，大学教材却无人问津，一般人会认为，这个市场太小。他考察了台湾的大学，发现理工科和外文图书都自国外进口，价格高昂，而文科学生基本没有教材，绝大多数学生只能在课堂上听讲，记录笔记权当文本。刘先生凭借他的特殊敏感判断，这个小众的市场其实天地很宽。他毅然决定，陆续刊行大学用书。于是他遍访知名大学教授，邀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教材书稿。此举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极富远见卓识，不仅实践了“传播学术思想，延续文化发展”的理念，而且为三民书局赚到了第一桶金。后来的六十年中，无论大学用书，还是考试参考书出版，始终是三民书局的重要产品线。 　　接下来，三民书局走了由专到博的路，在其间，刘先生的大手笔连连不断。六十年代起借鉴日本《岩波文库》的经验，以《三民文库》的形式出版文史哲和艺术方面的普及读物;同时为“保留传统经典，更为让现代学子了解古籍内容”，又组织名家学者编著《古籍今注新译丛书》。1975年，刘先生在三民旗下增设东大图书公司，用以强化学术出版。他在两个出版品牌下组织了《中国古典名著丛书》、《世界哲学家丛书》、《音乐丛书》、《沧海丛刊》等丛书以及各种大型的汉语词典、英汉词典、英英词典。其中几套丛书长期经营，都坚持了五十年之久，分别出版200-300种，阵容庞大不说，难得的是本本精品，品质一流，堪可夸耀。到如今，六十年过去，三个小民中另外两人均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