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docVIP

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凡皇帝颁布诏书，所钤用的印章均称作御玺、御宝或传国宝。因为皇帝的地位显赫、权力至上，帝玺往往质地精良、形制独特，是印章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重要部分，具有很高的艺术欣赏价值。 　　清乾隆钦定二十五宝玺是印刻清代历史皇权的铭证，包罗中华玉玺之万象，囊括皇家御玺之百态，博群玺之威仪，显群玺之霸主。二十五宝玺在书法、篆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尽显皇家之贵。 　　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清承明制，继承和发展了历代王朝的典章制度，吸收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的多民族特点的文化传统，清代皇帝宝玺制度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 　　清代皇帝宝玺，按其内容可分为两种，即代表皇权的国宝和为皇帝收藏、鉴赏用的宝玺。代表清代皇帝权力的国宝，最典型的莫过于二十五宝玺。从清入关前的努尔哈赤、皇太极时代，到统一中国后的顺、康、雍三朝，是清朝皇帝宝玺制度初创和形成时期。 　　努尔哈赤的后金汗国，宝玺刻制尚无章法，其管辖的势力范围仅限于东北松辽地区。为了有效地行使政治权力，努尔哈赤用当时的老满文刻制了两方后金汗国的宝玺，即“天命金国汗之宝”和“后金国天命皇帝”。当时的汉族和汉官在后金政权内还不占什么地位，因此，在这两方宝玺上，仅有满文而无汉文。 　　皇太极即位后，改后金为大清国，其统治范围不断扩大，除统一满族各部外，还得到了蒙古贵族的支持。在清政权内部，汉族成分日益增多，部分汉族豪强和士大夫纷纷做官，开始发挥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代表皇帝权力的宝玺也发生了变化，其名称多依明制，玺文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外，其他开始满汉文并用，数量亦有增加，出现了“奉天之宝”、“敕命之宝”、“饬命之宝”等。 　　顺治、康熙、雍正等清初诸帝面对汉族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思想文化又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如何统治和管理这庞大的帝国便成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重要课题。为此，统治者除了大力吸收汉官参政，实行满汉官员并用外，还不得不勤奋学习和吸收汉民族丰富的思想文化，按照历代王朝的礼制典章，结合满洲贵族占统治地位的实际情况，逐步塑造清王朝。皇帝宝玺的刻制和使用，基本沿袭明制。 　　清初皇帝宝玺为29方，至乾隆十一年（1746年），收藏在交泰殿的宝玺已有39方之多。其中许多宝玺名称与明代皇帝的前19宝相同或相近，初步形成了清代皇帝的宝玺制度。当然，这时的宝玺制度还不尽完善。其一，宝玺的数量和设放地点尚未制度化。乾隆皇帝弘历在《国朝传宝记》中即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尝考《大清会典》，载御宝二十有九，今交泰殿所贮三十有九。《会典》又云：‘宫内所贮者六，内库收贮者二十有三’，今则皆贮交泰殿，数与地皆失实。”其次，用途不规范。清初皇帝宝玺，除少数如“皇帝之宝”“敕命之宝”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外，大多数宝玺的使用没有明确的制度规定，文献记载也不翔实。为此，乾隆皇帝批评说：“盖缘修《会典》，诸臣无宿学卓识，复未尝请旨取裁，仅沿明时所书册档，承讹袭谬，遂至于此。”其三，玺文篆刻不一。清初宝玺，除青玉“皇帝之宝”为满文篆书外，其他宝玺皆满汉两文并用。按此前历朝皇帝宝玺皆篆书，清初国玺汉文亦篆书，而满文皆是本字，与宝玺皆篆书之制相悖，所以乾隆皇帝也认为清初国玺刻制不合规章，“因思向之国宝、官印，汉文用篆书，而清文则用本字者，以国书篆体未备也”。 　　清初皇帝宝玺制度的不完备，与其同时的各种典章制度不完备有密切关系。到了乾隆时期，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已发展到鼎盛时期，为适应统治的需要，各种典章制度必然要有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得以制度化、规范化。皇帝的宝玺制度也是如此。 　　乾隆十一年，乾隆皇帝对当时所有皇帝宝玺加以整理。首先，考定宝玺的数量，“今交泰殿所贮，历年既久，记载失真，且有重复者。爱加考正排次，定为二十有五，以符天数”。其次，确定了二十五宝玺的名称、尺寸、纽式和用途：其质有玉，有金，有?钐茨荆挥裰?品种有白，有青，有碧；纽有交龙、盘龙、蹲龙等；二十五宝玺分别用于政治、法律、军事、文教、宗室、外交等诸方面，反映了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集于皇帝一身，皇权至高无上。其三，统一篆刻。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命内务府造办处工匠改镌宝文，满汉统用篆体，左为满篆，右为汉篆。乾隆皇帝在《交泰殿宝谱序后》说：“今既定为篆法，当施之宝印，以昭画一。按谱内青玉‘皇帝之宝’，本清字篆文，传自太宗文皇帝时，自是而上四宝，均先代相承，传为世守者，不敢轻易。其?钕恪?皇帝之宝’以下二十有一，则朝仪纶绰所常用，宜从新制。因救所司一律改镌，与汉篆文相配。”其四，固定二十五宝收藏地点于交泰殿。清初宝玺大部收藏于交泰殿，至乾隆十一年前已全部收贮交泰殿，但制度上没有明文规定，乾隆十一年考定二十五宝后，才“详定位置，为文记之”，固定收贮交泰殿。其他诸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