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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如何谈论福柯 　　2016年3月19日，在北京798艺术区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举行了一场题为“今日福柯”的学术对谈，北京大学杜小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吴琼教授、首都师范大学汪民安教授围绕着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思想遗产展开了讨论。 　　一、“变异的福柯” 　　杜小真以“异和权力”为主题，向听众分享了她阅读福柯的一些心得体会。在杜小真看来，福柯最让人印象深刻也最令人心醉的地方是在于：“变异的福柯”。她援引法国导演弗朗索瓦?盖雅（Fran ois Caillat）为纪念福柯逝世三十周年而推出的传记电影《福柯反对他自己》（Foucault contre lui même）来说明，自1940年代进入巴黎高师求学，直到1984年病逝，福柯呈现的形象可谓千变万化，他自己的生命活动及其学术著作从来并非固定不变而是变动不居的，他说的话、他做的事情总是在变化，永远趋向于异。 　　杜小真指出，福柯对于流动的不断更新的过程的嗜好，就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对于“确信”（certitude）的绝对的否定。福柯常常说他是“乐观主义者”，而他的乐观正是由此而来的。不同于一般人所讲的“乐观”――那指的是相信事情会变得越来越好，福柯的这种乐观主义是真正的乐观主义，他意指的是：我可以改变的东西这么多，这些东西是如此脆弱，它们是暂时的而非永恒的，它们更多地取决于复杂的历史偶然性，而非必然的人类学恒量。 　　接着，杜小真将福柯早年的《古典时代疯狂史》与他晚年的《性史》第一卷《求知之志》进行了比较，说明福柯在“权力”问题上的思想变异过程。福柯以各式各样的不同方式提出这个问题，并且不断改造自己的观点，不断发现权力检查机制的新形式、新形态，其最为引人入胜的发现是，权力实际上不仅仅是驱逐、排斥、禁止，权力也具有建构的性质，权力在不断更新的争论中派生出来。而对“权力的派生运动”的讨论，几乎贯穿了福柯的每部著作，贯穿了他在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 　　杜小真强调，福柯的思想变异应该放置到法国20世纪新认识论的脉络之中，并特别提到了出身于自然科学的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对福柯的影响。杜小真认为，法国的认识论与英美的认识论、德国的认识论是非常不同的，这种不同尤其体现在巴什拉的著作中，体现在他关于“认识论断裂”的思想，以及关于“认识论的障碍”的思想：在认识的过程中，得出的结论是处处有断裂、有更新的；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地认识一个对象，而必须要通过某种中介。福柯继承的是这样一种认识论传统，他并不是要直接去达到对象，而是通过他的变异给大家一个方法，关于“我是如何去认识”的方法。这也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到了20世纪，对于很多认识对象，人是不能用肉眼直观，而是要使用间接的科学技术作为中介）对于哲学的一种促进：任何认识都是一个间接的而且是无穷无尽的过程，而对象也是构建出来的。 　　杜小真进而谈到思想与权力的关系问题。在福柯之前，重要的哲学思想的形象都是建构体系和学科，而这依靠的是作为理论路线和对世界的感知都是进行“肯定”的思想。福柯的思想给出的是另外一种形象，在他那里，思想的任务不但是要驱除人们看不见的权力所掩盖着的肯定的因素（你觉得那没有压迫、那不是压迫，实际上是一种掩盖着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要保护，保护人的要反抗压制的权力，保护人的要成为不一致的权力，这是把“否定”引入了自身的权力。 　　杜小真特别指出，福柯是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因为他极度关怀着现实，但杜小真又强调，福柯作为唯物主义者，不仅是关注现实，而且是要不断地否定现实。这也是福柯与通常的政治哲学、政治理论相对立的一种思考，这里也就引出了对于知识分子的任务的思考。知识分子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现在”的代言人，而是要不断构建新的政治对象，不断地反现实也反自身。 　　杜小真最后谈到了权力和解放的问题。她提出，福柯独特的论述，实际上是打开了一条求知之路，也就是说，你追求知识，在认识领域是要克服障碍的，或者说，是要经过反抗权力的过程的。而求知之路实际上就是要在冲破认识论障碍的过程中解放你自己。福柯曾经说过，权力无处不在，压迫无所不在，这种分析颠覆了传统的关于权力的看法。福柯提出的特别有意义的一点是，权力在每个人身上实际上都是个体的、特殊的，所以，真正的有效的反抗是反抗这样的微观权力，或者说，像福柯那样在自我变异的意义上“反对自己”，也只有这样的反抗成功，才能获得真正的解放。 　　杜小真特别提到，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受到福柯的影响，写出《作为他者的自我》（Soi-meme comme un autre），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人应把自我当作他者来看待，认识自我并呵护自我，将其当作艺术品来珍爱。杜小真将这种态度与解放联系在一起，她提出，真正的解放正是个体的解放，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