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料”到“文献”.docVIP

从“史料”到“文献” 　　论及现代文学的文献问题，钱理群先生颇为看重王风的如下说法：“史料与文献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史料整理是个初始的工作，为的是给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基础”，“真正的文献工作则不止于此，通常，它本身的过程可以成为发动学术的工具，甚至成为一代思想的发源”。“古印度两度佛经的汇聚、整理对佛学的推动，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对古希腊经典的重新发现与‘现代’的关系，都是很好的例子”。而在中国，此种情形亦不在少数，“从两汉今古文到魏晋玄学，再到唐代官经学，宋明理学乃至于清代朴学”，均是由文献工作发动一代学术与思想变迁的重要例证。因是之故，“文献学是具有发动学术的意义的，不应该将其视为前学术阶段的工作”。钱先生以为王风的观点特别值得重视，但遗憾的是，王风对现代文学的文献工作之于该学科的“重新发动”的方式未有详细申论。若以程光炜对文学史“故事类型”的反思为参照，则王风“学术发动”的说法庶几可以明了。从《后现代历史叙事学》中，程先生悟得海登?怀特的真正深刻之处，在于其发现“能够激活那些因为过于‘成熟’而陷于‘停滞’的专业学科的工作”。通过对“历史研究”所依凭之“话语类型”的“揭示”与“反思”，海登?怀特指陈了历史研究的如下特征：任何“历史”的构成，无不奠基于某种“话语类型”（关于历史的想象的逻辑），而历史的“重述”，便是“话语类型”的“变革”。此种思路，启发程先生深度反思文学史的叙述成规及其话语类型且有新的发明。“重返八十年代”的学术旨趣与研究理路，无疑与此思考关联甚深。 　　具有时代学术与思想“新发动”意义的文献整理，自然不仅止于史料的辑佚、汇校等基础性工作，而有整理者针对其时的文化思想语境的问题意识和学术用心。即以文艺复兴论，若无对中世纪以降之社会思想症候的敏锐洞见和超克的需求，便不大可能重新“发掘”与希伯来基督教传统“异质”之古希腊思想与文化。近世施特劳斯派学人之古希腊思想文献整理为学林所重，因其有重读思想典籍之“入思”之法，努力于显白意义中深度发掘文本之隐微意义，并在马基雅维利以来之政治哲学传统外别开一路，运思用心亦与此同。 　　循此思路，则关于《贾平凹文论集》（以下简称《文论集》）的编选工作，大有文章可做。《文论集》并非全集，自然不能相关文章不加选择、照单全收。然以何为取舍标准，直接影响到《文论集》的编选质量，也考校着编者的“史识”。早在1982年，贾平凹即申明：“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现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求的东西。”其后数年间，贾平凹对文学地理意义上的“商州”世界的营构与书写，被文学史方便地归入“寻根”一路。殊不知贾平凹“寻根”意识的影响源，在沈从文及川端康成，与韩少功等人的拉美背景大异其趣。借由川端融合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日本古典传统而有新变的启示，贾平凹对“现代意识”与“中国味道”（中国气派）之互相发明相互融合尤为重视，此一努力，几乎贯穿1980年代迄今之全部创作。而在沈从文湘西系列作品的启发下，贾平凹更为深入地接通了古典文脉之世界想象及其民间生命形态。至此，贾平凹之文学思想归属及美学偏好基本形成。嗣后之承续明清世情小说传统及宗法两汉史家笔法，于虚实互现中营构独异之小说世界，均属上述格局之自然延续。《文论集》的编选，大致围绕以上思路展开。既收录贾平凹重要作品之前言后记，亦格外重视其早年读书笔记之搜集整理，举凡论及现代意识与古典传统关系，申明其创作思想和审美追求流变之篇章，悉数收入。另外，亦收入贾平凹为数不多的几篇“作家论”，从其谈沈从文、孙犁、张爱玲的篇章中，亦不难窥见其写作用心。贾平凹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批评家，但他为《美文》所作之“读稿人语”，短小精悍、用笔洒脱、言近旨远，颇有《东坡志林》之流风余韵，约略可以见出其文脉所系，亦一并收入。凡此种种，共同营构起主动承续中国古典传统并融合现代经验而开出新境界之贾平凹创作之总体风貌。 　　贾平凹作品与中国古典文脉之承续关系，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即有学者注意，但局限于文学的现代性评价视域，彼时难于对此种写作路向有较为妥帖之评判和合理之文学史价值定位。此种文学史评价上的偏狭。广泛存在于与贾平凹写作同属一脉之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之文学史定位上。如不能超越“五四”以降之文学的现代评价视域，则此种问题难以有根本性突破。《文论集》有意识强化贾平凹与古典文脉之承传关系之“文学史”突破意义（从贾平凹文论自述及其批评中。可知其视域并不局限于“五四”以降之文学的现代性传统。进而言之，中国古典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学科“分界”，并不存在于贾平凹之文学观念中。因是之故，贾平凹得以在古今中西之文学及文化文本中转益多师而有此阔大境界），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中国古典文论的现代转换之于贾平凹作品评价之重要意义。从其作家论中，约略可以得窥贾平凹批评的运思之法。以此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