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呐喊”基调到“彷徨”色彩：鲁迅旧体诗歌中的悲剧意识.docVIP

从“呐喊”基调到“彷徨”色彩：鲁迅旧体诗歌中的悲剧意识 　　鲁迅并不以诗鸣，但其旧诗的脍炙人口在今日甚至远超当初民国吟坛耆老，这里当然有鲁迅本身作为文化巨匠的因素。其实，鲁迅旧诗中名章迥句的凝练出色，时代精神的张扬凸显才是其被广泛重视的原因。鲁迅及其文字本身具有浓烈的悲剧精神，而鲁迅的悲剧意识“更深刻地体现在作者对人类自我局限性的充分认识。这突出地体现在他对那些觉醒之后经过挣扎仍然无路可走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的描写中，还包括他的很多作品中‘我’的形象、‘战士’甚至站在小说故事之外的哲理的人――作者”。这一判断同样适用于其诗歌创作。然而，历代关于鲁迅悲剧精神的研究往往忽视了对其旧诗的探讨。这与其旧诗的存世不多以及托旨遥深的诗学品质不无关系。从悲剧意识的角度观之，鲁迅的旧体诗依然是整个鲁迅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一环。 　　一、“敢有歌吟动地哀”：鲁迅旧诗师承的“呐喊”基调 　　在传统书香世家的润泽之下，鲁迅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其旧体诗“偶有所作，每臻绝唱。或则犀角烛怪，或则肝胆照人”（郭沫若《鲁迅诗稿序》），历来受到学界极高的评价。鲁迅旧体诗现存六十余首，众体悉备。许多诗歌如《我的失恋》《公民科歌》《好东西歌》《南京民谣》《教授杂咏》等皆出以泼辣明快的白话，体现了鲁迅诗歌“杂文化”“游戏化”的特征。然而，与古典诗歌表象及内在特征最为吻合的，是鲁迅旧体待中谨守矩镬的律、绝与近体，从中亦不难看出其师法前人的痕迹。 　　关于鲁迅旧体诗歌的师承问题，历来研究者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讨论。王瑶先生较早指出了鲁迅旧诗受屈骚、楚辞之影响。此外，鲁迅旧诗与魏晋遗风的关联、与唐人在意象营造、风格特征上的共通性、与龚自珍的内在渊源在学界皆有了集中的论述。冯雪峰指出：“在文学者的人格与人事关系的一点上，鲁迅是和中国文学史上的壮烈不朽的屈原、陶潜、杜甫等，连成一个精神上的系统。……作为一个中国文学者，在对于社会的热情，及其不屈不挠的精神，显示了中国民族与文化的可尊敬的一方面，鲁迅是继承了他们的一脉的。”即便是诗史上以平和冲淡著称的陶潜，鲁迅也能够一眼窥定其“金刚怒目”式的一面。落实到旧体诗创作上，学界关于鲁迅旧体师承的讨论大致集中于屈骚、杜诗、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几大源头。鲁迅旧诗意象的选取，营造及组织方式，与这几位诗人的作品确实有着一定的共通之处。 　　鲁迅师法的这几位前修，其人皆独立于浑浊之世，其作皆瑰玮绝俗，并且基本符合了诗人作为“时代的晴雨表”的社会特性：作为楚臣，屈原“忠而见疑，信而被谤”，只得托意于美人香草之词，诉其忠愤。“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楚辞?渔夫》），是当时浊世间最为激越的呐喊。郭沫若在《屈原》剧作中演绎的《雷电颂》一幕，亦是源于屈原“呐喊”的情结。杜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安史之乱，然兵燹之前，“乱源已兆，忧患填胸，触境即动”（浦起龙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当时对现实最有力的痛斥与呐喊。李贺处于千忧百患的中唐之世，李商隐生于好比“一塌糊涂的泥塘”的晚唐，前者幽愤诞幻，后者托旨遥深，二者不啻为时代的警觉者。龚自珍所处的时代更是整个封建王朝的末世，龚诗的启蒙思想有如平地惊雷，深深震撼着万马齐喑的老大帝国。如果说杜甫、李贺、李商隐等唐人为鲁迅旧诗提供了齐整的近体格律、幽愤的意象择取、多讽的寄托品格、绮丽的辞藻色彩等几大方面的养料。屈原与龚白珍则对鲁迅诗笔的战斗性、呐喊性影响尤其深刻。前者为百代诗人之祖，后者为古典诗歌中最后一位大诗人，前者“呵壁问天”，后者高吟“我劝天公重抖擞”，均是卓绝百代“呐喊”之声。 　　从古典诗歌的承衍递变来看，自屈骚以降，杜诗、李贺、李商隐再到龚自珍，再到鲁迅，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楚骚抒情传统的主线。即传统文士“来吾导夫先路”式的警觉与担当，以及政治理想幻灭后而抒发的“忧愁幽思”。从某种程度上说，屈原是他们的共同先导。杜甫自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李贺“盖骚之苗裔”（杜牧《李长吉歌诗序》），“义山之诗原本离骚”（朱鹤龄《西昆发微序》，愚庵小集卷七），龚自珍则是“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与其说鲁迅旧诗是受屈原、杜甫、李贺、李商隐、龚自珍等人的影响，毋宁说是鲁迅对屈骚传统下托讽比兴手法的回归。从屈骚传统到定盒遗响，几位古典诗歌巨匠的沾溉奠定了鲁迅旧诗“敢有歌吟动地哀”的“呐喊”基调，回响在空旷阒寂的长夜中。 　　并且，鲁迅在倡导“拿来主义”的同时，又能够有选择地汲取传统文学的精神资源。在其早年所作的《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将屈原与西方拜伦等富有明显反抗意识的“摩罗诗人”进行了一定意义上的对比，并不无遗憾地指出： 　　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汩罗，反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