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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厚描到厚述 　　在为《大鱼的模样》（《黄河》2016年第2期）写完评沦后，我有意识地去读了一些有关浦歌小说的其他评论文章，包括北师大赵勇先生的。他对浦歌的小说盛赞有加，其中的一条理由格外醒目，就是“厚描”。这是每一位能沉入浦歌小说世界的读者都应该感受到的，尽管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赵勇先生一样，用如此精炼和专业化的语言为其定名。简言之，厚描便是呈现“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但浦歌是否凭此区别于他人，我看也不尽然。厚描只是其中显性的部分，而在这显性的部分之下，作者能将“看上去无足轻重却又丰富的细节”建立起某种隐秘的又难以一语道破的联系，才是他见功力、见气场的地方。 　　恰恰这篇《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本。 　　正如《大鱼的模样》是另一篇小说，我给《大鱼的模样》写的评论也只能当过去时来看待，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我应该摒弃那种综述式的大而化之，把分析的重点放在小说的内部，或者说仅仅就《离那儿不远有个养老院》来谈一下浦歌小说的表层和里层之美。 　　还是从厚描谈起吧。小说交代的地点总体上有两个，一个是法庭，一个是养老院。“我”的任务和视野也基本上集中在这两个地方：去法庭听审，去养老院采访。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只是因为养老院离法庭不远，才得以确立了它们之间的联系，也就是说，“我”可以通过一上午的时间完成这两个任务。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庭审的是一件有关家庭纠纷的民事诉讼，采访也只是走走过场，为重阳节专题写一篇稿子。这里面不存在波澜起伏，诡谲乖张，平淡得让人顿生乏味。浦歌也似乎并不想去制造某些事件来为这平淡添加什么诱人的佐料，他一如既往地以厚实而平常的描述来结构全篇。沿途和现场的所有，都是“我”的亲见亲闻亲历亲想。那就让我们跟着“我”的视角看看小说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首先是“我”走出单位的大门，去从未听说过的五里坪法庭。“我”起先很茫然，打听后先乘坐公交车到达城市的北端，然后步行拐到新萍路，坐上469路公交车，驶向目的地。 　　这是极尽简略的叙述，在小说中这个简短的叙述被延宕和膨胀了。走出单位的大门――“我”想象了一下五里坪法庭的轮廓；乘公交车――向北至少穿过五六条大街，用了将近一个小时；到达城市的北端――据说北边郊区有个化工企业，污染严重，天空会下粉尘；步行拐到新萍路――又问路，走了一大截，才拐到更偏僻的新萍路，到站牌下等了十几分钟；坐上469路公交车――留意到车内的一个中年妇女，发现车居然离开市郊，行驶在田野间。 　　如果再添加一些细节，恐怕我会原封不动地将小说的第一部分重述一遍，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我想到此应该已经能说明问题。即浦歌用了整整一千字，描述了一个极为简单的情节。在他的描述中，除了前述的时间和空间的延宕和膨胀之外，我们还能得到其他一些信息，这就属于描写的气氛营造环节了：“我”勾画五里坪法庭的轮廓时，它是“徜徉”在一片“普普通通”的建筑群当中，有一种“非常无辜”的模样；公交车“摇摇晃晃”向北穿行，经过了“城市最重要的几条肋骨”；据说那个化工企业“到处都有雾腾腾的感觉”；偏僻的新萍路上有一座“年代久远的澡堂”，我隐隐感觉到我马上就要走到“世界尽头”；公交站牌上的469路几个字被小广告“覆盖”；公交车“晃荡过来”，“落满尘土，一副风尘仆仆的落魄模样”；公交车行驶在田野间“土哄哄、孤零零”的柏油路上，一块块“单调”的玉米地出现在视野里……挨近路两侧的玉米叶子上则“落满厚厚的尘土”；最远处的天际隐没在“灰黄色的雾”中。这些描述，有些是客观事实，有些则是“我”的情感映现，感官和心理的双重作用，让人很压抑，而之所以压抑的症结，无疑来自于作者的描述。这样极为厚实的描述在小说接下来的叙述中随处可见。当然，后面我将不会再如此大费周章地去对类似的描写进行分析，而是想通过对第一部分的单独截取，来寻找到小说内容的核与技术的核。 　　第二部分交代“我”去五里坪法庭的缘由：总编让我去听审，顺便到离法庭不远的养老院采访，给下周重阳节的专题写个稿子。然后便转入车内：破旧的座位、莫名的响声、萎靡不振的年轻人、睡在座位上的花白头发的老人，描写最多最细的是那个“我”刚上车时便留意到的中年妇女。而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有两处：一处是“我”这两天一直忐忑不安，因为单位正在清理临时工，“我”随时有被清退的可能。即使“我”答应去养老院时，都担心刊登稿件的时候，“我”已经被清理出去。另一处是中年妇女的邋遢样子和她讲的因果报应，以及“我”猛然发现她其实已经老了时的无所适从。前者给小说氤氲了一层主观化个人化的惶恐紧张情绪，也是对第一部分描述的某种回应。后者则是这种惶恐情绪的进一步扩张、映现和反馈。反馈的节点便是：“我心里突然伸出一只手，似乎想拉住身边的某个人。” 　　第三部分先是静态描写：夹杂着臭鸡蛋般的硫磺气味的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