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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叙事模式看奥斯丁的道德说教 　　摘 要：奥斯丁虽属于19世纪初期的作家，但她成长于18世纪末，深受18世纪小说的影响，十分看重道德的影响力。但奥斯丁并没有拘泥于18世纪道德小说过于直白的说教，她的道德宣传是通过文本策略与读者进行的伦理价值的交流。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奥斯丁不仅向读者呈现了人性的复杂，也成功地交流了自己的道德观。 　　关键词：道德说教 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 叙事交流 奥斯丁 　　18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资产阶级势力逐渐壮大，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处于上升期的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治经济地位，需要建立一套标榜自己的社会道德规范。道德说教因而成为18世纪小说的一个特征。无论是开辟现代小说历史先河的笛福，还是促进现代小说兴起的理查逊（1689―1761），抑或是后来的女性小说家范妮?伯尼（1752―1840），其作品中无不弥漫着说教色彩。 　　奥斯丁（1775―1817）虽属于19世纪初期的作家，但她成长于18世纪末，深受18世纪小说的影响，十分看重道德的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奥斯丁并没有拘泥于18世纪道德小说过于直白的说教，她的道德宣传是通过文本策略与读者进行的伦理价值的交流。本文将以《傲慢与偏见》与《爱玛》为例，阐明奥斯丁通过全知叙述的选择性透视实现这一交流的魅力。 　　一、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 　　奥斯丁十分崇尚道德。这从她对18世纪小说家理查逊及菲尔丁的态度上可见一斑。由于道德观点相近，奥斯丁喜欢理查逊，“尤其喜爱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查尔斯?格兰迪森》”{1}，却不喜欢菲尔丁。亨利?奥斯丁在《奥斯丁略传》中写道：“她对于菲尔丁的任何一部作品，评价就不是那么高了。她毫不做作地避开一切粗鄙的东西。认为像这样低下的道德标准，即使写得真实、俏皮、幽默，也是无法补救的。”{2}在《诺桑觉寺》的第7章中，奥斯丁让纨绔子弟约翰?索普高度赞美菲尔丁的《汤姆?琼斯》，用反讽手法表现了对菲尔丁的不满。这种用无知者的赞美表达抨击的手段本是“菲尔丁最擅长的”{3}，但写作手法上的相似并没有博得奥斯丁对菲尔丁的好感，其根本原因就是道德问题。那么奥斯丁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 　　学术界的一种观点认为奥斯丁的六部作品体现了她不断向前发展的创作历程。裘因将这一发展归纳为思想上的发展，即从理性到浪漫的转变。指出《理智与情感》中奥斯丁让埃莉诺破镜重圆，而玛丽安却被她钟情的男子所抛弃，说明奥斯丁在这一时期提倡谨慎从事，反对感情用事。而在最后一部作品《劝导》中，安妮经历了八年的痛苦后由理智转向浪漫，说明奥斯丁此时“已经认识到那种体现理性思想的谨慎是扭曲人的本性的”{4}。 　　上述归纳似乎没有看清奥斯丁小说中“理智”与“情感”的本质。《理智与情感》于1811年出版，是奥斯丁第二部比较成熟的小说。在《理智与情感》中，埃利诺得知爱德华与露西订婚的消息后十分震惊，但她用理智控制了感情，恪守诺言，没有向任何人倾诉自己的苦衷。玛莉安被威洛比抛弃后，完全沉浸在失恋的痛苦中，她将自己的情绪宣泄无遗，令全家人为她担心，这一行为不仅感情用事，也是无视他人的表现。在《劝导》中，安妮最初因拉塞尔夫人的劝导放弃了心上人温特沃斯，这种所谓的“理智”主要是为自己的将来打算，担心温特沃斯没有前途，这是人自私本性的外露，与埃莉诺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影响他人的行为有本质的区别。解除订婚后，安妮痛苦不已，“懊恼的阴云一直笼罩着她的心头”{5}，八年后她得知温特沃斯仍然爱着自己，于是与温特沃斯重归旧好。这虽是对自己情感的归顺，却不同于玛丽安的肆意宣泄感情，是八年来对自己的感情理性思考的结果。因此一向被认为贯穿于奥斯丁小说中的“理智”与“情感”并不仅仅是现代读者所理解的“理性”与“浪漫”，只有站在18世纪末的历史语境中，才能真正理解这对矛盾所承载的深刻内涵。 　　18世纪末情感主义运动在英国风靡一时，情感主义者认为“人性本善，道德存在于人的本性之中”{6}。他们提倡情感的自然流露，反对用道德准则约束人的行为。玛丽安就是情感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但奥斯丁出身于牧师之家，深受基督教传统道德的影响，认为“人性本恶，人应该用理智控制自己的行为”{7}，用理性压制欲望。她反对伤感主义小说，反对肆意宣泄感情，其根源就是对人本性的认识不同于情感主义者。因此奥斯丁所提倡的“理智”并不是反对情感或浪漫爱情，而是要压制人本性中的欲望，要用“理智”规范自己的行为，不要让无视他人感受的“情感”肆意流淌。在奥斯丁的六部作品中，这一思想一直贯穿始终。《理智与情感》中的玛莉安，《傲慢与偏见》中的凯瑟琳夫人及柯林斯，还有《劝导》中的伊丽莎白都因为不同程度地无视他人感受而受到奥斯丁的“惩罚”。玛莉安大病一场，几乎丧命；凯瑟琳夫人不仅未能如愿嫁女，还遭到身份地位“远低于她”的伊丽莎白的抢白；而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