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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孔子“天道观”看其治学态度 　　孔子原属殷商一族，先祖是宋国宗室，但因为距离宋国始祖超过五代，便改为孔氏。后因受人迫害而出奔到鲁国，成为鲁国人。 　　“周礼尽在鲁矣。”最初周公制定礼乐典章的目的无非是巩固加强奴隶制社会统治者对政权的控制。而“愚民”，让人民相信“天”主宰着一切，重视对祖先、鬼神等的崇敬，对迷信仪式等教条化的遵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达到这一目的，因此，迷信思想及迷信活动在鲁国的大行其道也就不难理解，甚至过时的童谣也能作为对鲁国政治前途的预言。如此种种极其荒谬的行为，比之宋国，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 　　而作为殷商苗裔，又在鲁国出生成长的孔子，对于这样迷信的“天命观”却始终保持着相对清醒的态度，也就是一种“天道观”。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孔子无法否认天命鬼神的存在，这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但是，他又对这一系列很玄虚的东西持怀疑态度，主张“敬鬼神而远之”。庄子说：“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圣人”即指孔子。就是说“天”“鬼”“神”等都不是“六合”之内的东西，保留它而不置可否，不论其有或无。但是在后一点上，孔子显然是偏向于“无”的。否则在当时相信并且崇尚追求这些迷信思想行为的社会，就根本没有提出这一观点的必要。 　　孔子究竟是怎样抛开社会整体思潮而做到这一点的呢？ 　　首先可以肯定是受到了部分有远见卓识的古人的影响。在孔子之前，老子已经将早先的所谓“天命”演绎成了“道”。所谓“道可道，非常道”，个人理解就是一种天地万物存而有之必然遵循的义理，可能是一种循环，但也可能不是。类似于以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里特为代表的一部分人提出的某一种具体的物质衍生出了世界万物的理论，只不过被古希腊学者们争得不亦乐乎的这种具体的物质在我们的祖先那里被诠释成立一种更微妙的，具有心理学意义的抽象的东西。如果真的要具体化，那也只是一种把抽象的东西捆绑在具体事物上的尝试。当时已经出现的对以鬼神存在为基础的“天命”地潜移默化的转变。孔子不一定完全接受或认同了这一思想。但这种否定具体事物创造、主宰世界万物的观点肯定对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盲目接受间接的成型的思想意识。 　　但这种影响只是作为一个前提基础而存在。孔子“天道观”的形成实际上和他的治学态度有很大的关系。孔子的治学是很现实的，讲求实际而不盲目幻想。也可以说正是因为孔子严谨求实，善于怀疑批判现有知识中不合理成份的治学作风，才造成了孔子对当时迷信色彩浓厚的社会风气的“出离”。 　　在《论语》中提到，孔子曾经说“多闻阙疑”“多见阙殆”，足见他主张多去观察发现外界事物，然后提出疑惑，解答困扰，而不是说有了疑惑就去翻书本，找现成答案。在这一点上，倒是很符合马克思主义中的“实践是认识的根本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直接反映出了孔子治学思想的先进性。孔子还有一句名言：“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什么？其中包括非常广泛，其基础定然是思考某事某物的“道”“理”，因为这是自人类诞生，人类思想逐渐成熟过程中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有了这样的治学思想，孔子当然也就有了在当时看来可能“离经叛道”的“天道观”。 　　虽然当时绝大多数人相信占卜可预知未来，鬼神可主宰人的命运，但却没有任何被必然性证实过的有力证据。诚然，在落后的社会中，非理性所带来的偶然性显然较高级社会要多，但却绝不可能占据多数。因此，孔子的怀疑当然有理有据。“子不语：怪、力、乱、神。”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孔子认为这样虚化的东西不能够贴合实际而没有必要说，不愿意说，比如他曾经说“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另一方面，则就是抱着“阙疑”“存而不论”的态度而在一定层次上否定它。 　　孔子曾经批判臧文仲以奢侈的方法饲养大乌龟用来占卜，说它是不聪明，是愚蠢。正是因为孔子想不通一个乌龟壳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也不可能想通。他曾经引《易》上的话“不恒其德，或承之修”来得到不必占卜的结论。正如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学者王充所说：“枯骨死草，何能知吉凶乎？”而后人把同样持唯物主义思想的荀子归为儒家的传人，也并不是全无道理的。可以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态度才造就了孔子高出当时社会上一般人的更理性化的“天道论”。 　　当然，孔子并不是完全的唯物主义者，在他的思想中同时存在着浓重的“天命”的思想。最简单而普遍的证明就是“五十知天命”。而也正是“天命”在孔子看来“可知”，同时证明了孔子，至于孟子的“天命”于寻常人所说的“天命”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被人力改变的。 　　至于孔子又看重埋葬、祭祀，讲求孝道，则是借助了这些手段来达到巩固统治者地位等目的，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就像“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是一种借力的策略和手段。 　　可见，治学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决定一个人认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