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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期刊到文学选本： 　　在“伤痕文学”“改革文学”等文学思潮消散之后，19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繁荣，可被视为1949年至今的当代文学史中的“黄金时期”。立足于这个时段某个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节点具体到1986年，这一年因为当时的文学刊物、批评杂志所热议的“新时期（文学）十年”这个话题而变得异常醒目。纵观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整体面貌，便会发现描述1980年代文学批评史的三条线索已基本成型：一方面，依托于相对开放的历史氛围，文学批评对自身的问题进行了及时而规模庞大的检讨、反思，借助种种方法、观念建立并强化了文学批评的主体性等意识。批评的独立性以及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批评走向的专业意识、学科意识都在这个过程逐步确立；与此同时，诸多批评理论的蜂拥而入也为此后的批评实践提供了更多的可选择资源，甚至可以说，诸多理论所预设的价值判断的多元性，亦潜在地影响到此后批评实践将对新时期文学做出种种复杂的价值判断和历史总结。另一方面，是“新时期文学十年”及其相关话题依托期刊专栏、主题会议，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了契机、场所，使得文学批评能够一边反思自身，一边以历史总结的名义进入批评实践。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的批评文本，有相当一部分是新的方法、观念在实践中遭遇1976年至1986年前后发生的文学创作及其思潮的结果，直言之，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术标准来看，这些方法、观念的引进在知识意义上是否正确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新的方法、观念本身还在被讨论的同时，已经在现实中遭遇了1976年至1986年前后的文学创作，他们在被讨论的同时，经由具体的批评实践参与了80年代文学史、批评史形态的建构，并影响了此后批评史、文学史的发展。这里面还引申出批评史基本线索的第三个方面，即1986年前后出现了哪些文学作品成为文学批评的对象，毕竟文学文本的生产亦是构成文学批评活跃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呈现新质的文学作品的出现，本身就能构成刺激批评反思自身局限和可能性的重要原因。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创作的情况（包括作品的期刊发表和各种类型的选本的出版）亦构成了批评史研究的一个部分，这也是本文所讨论的重点。 　　我曾在别处简单地提及，批评观、方法论的热潮、青年批评家群体的崛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创作三者之间的关系。那么，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到底是哪些文学创作成为批评实践的焦点便成了我所要继续描述的问题。 　　复旦大学举办的“新时期文学讨论会”的会议主题之一为：“一九八五年文学现象”，与会者一致认为： 　　“这一年所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趋势，引人注目，耐人寻味，确实是公认的事实。……一九八五年的文学开始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将来的文学史会记它一笔。” 　　多年之后，出现了一本专著专门描述这一年之于文学史的意义。所以，对于1986年的批评家而言，这无疑是一个令人兴奋而焦虑的事实，某位青年评论家的感慨很具有代表性： 　　“我从未像今天这样缺乏自信。当代文学史上从未见过的各色各样的小说，不约而同地在这一年接二连三地冒出来向我们赖以安身立命的文艺理论和审美习惯挑战，使我感到眼花缭乱，不知所措；而那用内行、权威的口气列出的一串作品的名单和对这串作品的评价，更使我惶惑不安：‘只有到了一九八五年，出现了这样一批小说，文学，才更像文学！’我为什么不能这样估计八五年的中篇小说？我的艺术感觉麻木了吗？我身上的文学细胞死光了吗？也许我根本不曾有过文学细胞。” 　　被视为新潮批评代表人物的吴亮亦直言不讳地谈及1985年的小说创作给批评家带来的冲击： 　　“就我个人而言，比较广泛地注意当代的中国小说是从一九八五年开始的……回顾起来，与其说是我主动地向一九八五年的小说靠拢，不如说是它向我逼来使我无法逃避更为确切。 　　在这么一个思想状态下，我就有意识地放弃掉个人既定的评判框架和惯用的尺度，试图以一种陌生无知的态度来进入小说的阅读，想据此扩大自己的眼界并修正自己的理论规范” 　　所以，到底产生了哪些让1986年的批评界感到惶惑、兴奋的文学创作新现象，这些现象又是如何迅速成为历史叙述中经典化内容，都成为批评史研究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对此，稍早的时候王蒙、王干就指出了期刊研究之于当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性，当然这一切都要从1985年的《人民文学》谈起： 　　“现时的文坛，文学期刊不下数百种，但批评家们往往更多地注意作家和作品，而忽视聚集作家和作品的阵地――文学期刊，这可能与我们缺乏研究文学期刊的传统有关，究其实，则反映了文学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批评对象比较单一。 　　……《人民文学》鉴于自己的特性，无疑应该采取一种积极、宽容、开放的态度，吸收各种风格的作品，为不同作家大展身手描写不同生活提供条件。就目前的状况看来，编者确实也有志于突破长期以来无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