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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晚三十年看“新工人”称谓的变迁 　　摘 要：“新工人”作为“转型期的中国特有的并且不可或缺的一个庞大却弱势的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及中国现存的城乡二元经济体制的双重作用下，农村居民自发向城镇流动的历史进程的产物。对“新工人”这一群体的命名，自其诞生之初起，就与特定的历史相联系，因此，梳理新工人在不同时期的命名，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清“新工人”的过去与现状，并在历年的央视春晚中得到再现与验证。 　　关键词：新工人；变迁；春晚；三十年 　　一、“新工人”作为“盲流”存在的时期 　　“盲流”即“盲目流动”的缩写，1952年8月6日政务院颁布执行的《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首次出现了“盲目流入”一词[1]，1953年又发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2]，但并未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直到1980年代国家相继发布一系列政策措施客观上促使农民大量涌入城镇，“盲流”一词才开始成为媒体、公众和官方话语用来建构新工人的特定词汇，1995年8月10日公安部发布《公安部关于加强盲流人员管理工作的通知》还依然使用这个名称[3]。然而，“盲流”这一称谓所内含的极具歧视性的意涵对于进入城镇的农民来说却是一场灾难，他们被贴上了“二等公民”甚至是“贱民”的标签，受到城镇居民的歧视和伤害。 　　这一时期农民大量进入城市是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国家负债和赤字压力下仍然过度投资城市工业”[4]导致经济危机从而促使国家开始进行农村改革这一客观现实所导致的。国家通过政策导向在农村“全面推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改革”[5]和“以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形式的‘农村资源自我资本化’”[6]，放松对农村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控制，允许农民雇工或自雇，自主从事非农产业等措施，以促进国家经济的复苏和增长。这样，城市对农民的限制部分的取消了，农民迫于生计或在经济要求的刺激下，大量地从农村进入城市，促成了“盲流”这一群体的产生。 　　与此同时，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初的央视春晚作为一种新兴事物，在改革之初有其特有的定位和意识形态任务。一方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全社会处于一场深刻的变革之中，随着大量的现代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走进人们的生活，人们的思想和认识也处于不稳定之中；另一方面，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伦理观念又紧紧地束缚着民众的思想，这样在传统与现代、改革和保守之间，全社会普遍出现一种迷茫又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电视媒体担当起了引导舆论、宣传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7]1982年，当时的广电部提出创新节目形式，用新的方法进行宣传的号召，第一届央视春晚就在这样的政策下得以产生。 基于上述的定位，央视春晚在对待与其同时代存在的“盲流”群体时，并没有投注更多的关注，而是重在通过传统戏曲、现代歌舞等节目形式给观众以娱乐化和美的享受，同时对于农村生活的改善和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多有刻画，这样一方面在形式上消解了进城“盲流”与城市的矛盾，另一方面填补了人们“精神生活的匮乏、感情生活的缺失。”[8]直到1990年的小品《难兄难弟》，央视春晚中才出现了典型的“盲流形象”：两个为躲避超生罚款而“流窜”到城市里的农民，身穿破旧、打着补丁的蓝色工作装，带着的帽子上还沾着一根鸡毛，他们扛着行礼，像“游击队员”一样四处躲藏，不仅只能住在两头漏风的水泥管道里，同时还要时时面临被“遣送回乡”的危险，生动地再现了“盲流”在城市里的生存状态。然而，节目的最后，却是通过城市里的“好心人”的帮助，他们才得以带生病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作为结局，体现了央视春晚缝合城乡矛盾、融合进城农民与城市居民的意识形态主流话语功能。 　　二、“新工人”作为“打工仔”、“打工妹” 　　存在的时期 　　随着“盲流”被人们广泛诟病并弃之不用，进入城市的农民首先在广东、福建沿海等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被称为“打工仔”、“打工妹”，这一称呼随着在1991年上映的电视剧《外来妹》的热映传播到全国各地。作为电视剧主题曲的《我不想说》，更是将打工妹对城市的向往描述得淋漓极致。但不管怎样诠释，这一称谓同样有着歧视甚至侮辱的意味。 　　这一时期的央视春晚，作为国家社会生活形态的镜像反映，同样也对“打工仔”、“打工妹”群体有一定的关注和再现，在称谓上并没有直呼他们为“打工仔”或是“打工妹”，而是进行了艺术上的加工，比如1991年的小品《陌生人》中，城市人称呼进城的打工妹为“外地来的”、“小妹妹”、“小女同志”，1993年的小品《擦皮鞋》中，称呼打工仔为“打时工”，这样就消磨了“打工仔”、“打工妹”称谓中所具有的尖锐的讽刺性，使得节目本身成为矛盾的缓冲器，通过主流媒体的宣传，维持了想象共同体的团结。 　　三、“新工人”作为“农民工”存在的时期 　　自新工人诞生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