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连军的《幽谷芝芳》引发的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话题.docVIP

从马连军的《幽谷芝芳》引发的关于非虚构写作的话题 　　马连军同志最近完成了一部很有意义的长篇作品《幽谷芝芳》。这是他根据张云武同志的委托，在其所写的“回忆录”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的再创作。这一现象很有趣，也很有研究和引导的价值。这就是关于非虚构写作。 　　对非虚构写作我是去年在《文艺报》（2015年8月5日）上读到雷达先生的《漫说“非虚构”》一篇文章后，才有所认识，开始思考这种文学现实和写作方式。令我猛然意识到这种写作方式的，是今年初《收获》在微信平台上重新推出了乌热尔图二十年前发表的三篇“小说”，标为《西部猎手》。作家在文中明确写道：“我从未有过将其编写成小说的念头。”显然，这三个真人真事的写作，作家本人都不认其为小说。 　　雷达先生在文章中写道“如何讲述真实是非虚构的核心问题。”为什么会在现在出现非虚构写作呢？以我个人的肤浅认识，虚构写作与现实社会生活相比较而言，至少是迟到者。由于现代传媒的迅猛发展，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人物和事件，都会在较短的时间内传遍开来，尤其是其丰富性，往往是一般的虚构性作品不可比的。我这么说，并不排斥经过沉淀而创作的虚构作品，当然小说是包括在其中的。 　　这么说，二十年前乌热尔图就有了非虚构写作的明确或并不十分明确的认知，并创作了有价值的几篇佳作；只不过当时并未能得到认真对待，轻率地以一般的“小说”看了，从而未能加以深入地研究。乌热尔图的这种写作自觉，诚如一位著名评论家所说，他是一位痛苦思考型作家。他总是在思考如何超越自己，而不是总在已经熟悉的写作方式中徘徊。《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对《熊洞里的孩子》是创作思想的大跨越；而在很短的时间内，其又被《萨满，我们的萨满》《你让我顺水漂流》所超越。他的创作思考到了《丛林幽幽》，表现了更多更强的转变特点。我们许多朋友和读者，似乎认为乌热尔图小说创作的终点就以这篇力作为终点了。我们在最近一次简短的对话中，乌热尔图告诉我，《西部猎手》的写作大约就在《丛林幽幽》那个时期。也就是说，在写作《丛林幽幽》之时或其后，他就在思考，下一步该如何来创作了。《西部猎手》的写作就是他的探索。探索的就是我们今天仍然尚待深化认识的非虚构写作。 　　《西部猎手》写了三位鄂温克族猎民的真实死亡事件。阿力克协依和哈协都是出色的猎手，但他们都死于自杀，西班也是出色的猎手，失踪后半个月伤痕累累回到自己的家，终因败血症而亡。这三位猎手皆是乌热尔图狩猎的老师，也是忘年交的朋友。乌热尔图对我们讲的就是关于这三位猎手的非正常死亡。没有丝毫的虚构成分。诚如雷达先生所说，“非虚构介入现实的方式及其表现对象的特殊性，在于对被淹没的真相的重新发现、对被遮蔽现实的去蔽，而不在情节是否生动、想象是否雄奇。”乌热尔图正是力图探询这三位猎手非正常死亡的根本的社会原因。 　　乌热尔图这种非虚构写作，展示给我们的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人物和事件。 　　据雷达先生说，近年来“非虚构”逐渐成为一种现象和潮流，大约2010年《人民文学》就曾开辟过专栏。而我们呼伦贝尔，在2009年就由艾平主编并出版了一本《呼伦贝尔往事》。这是在艾平倡导和组织下，抢救性地有意识留住呼伦贝尔诸多不应丢失的“记忆”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有的是作家目标明确所作专题采访后创作的，也有文化界名人亲历考古发现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真相的开掘及再现。透过这部分作品让我们看到“非虚构”写作的广泛性，也启发了我们非虚构写作的自觉意识。但是，这个话题似乎一直没有明朗起来。 　　为什么没有明朗起来？因为，我们常常把非虚构写作习惯地看成散文写作，或者就混同于报告文学写作了。有一种说法，非虚构是散文写作的核心。我对此持赞同态度。阅读经验似乎就是如此。因而从来就没有认识到“非虚构”是一种独立的写作方式。据雷达先生说，国外虚构和非虚构写作“至少是平分秋色”。看来我们非虚构写作的认识尚有待深化，还有着无限发展的空间。 　　《呼伦贝尔往事》中收集了艾平采写的《老海拉尔的“日本大夫”》。换句话说，就是重现了曾在海拉尔联合医院工作的日侨中村登美的一些并不琐碎但却真实而意味隽永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怎么获得的呢？首先是作家在偶然中获得强烈的艺术认知，继而是多方搜集一切相关的历史性的资料，包括档案、信件以及一切文字证据材料；尤其是采访与中村登美有关联的人，收集流传在人们心中口中的故事，直接准确感受讲述故事人的纯正的情感。这篇作品发表后，流传很广，得到社会普遍赞扬；因为它确实唤起了很多人的美好回忆，同时也引发人们对特殊时期人性美和丑的赞叹与唏嘘。 　　这是一篇很具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品。它是在采访与思考中，发现非重大事件的人物的真实的思想和生活取向，及其人生具体追求，以及其透示出社会的现实意义，不是历史的也是历史的价值。这篇作品启示我们如何进行非虚构写作。诚如雷达先生所说，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