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宝石到雨花石：煤的精神将伴随我的一生.docVIP

从黑宝石到雨花石：煤的精神将伴随我的一生 　　王惠：孙老师，您好！很高兴能有机会采访您。在当代诗歌领域，作为一位著名的煤矿诗人，您一共出版了10部诗集和许多散文作品，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艺术成就。我们对您一直很钦佩，也感到惊奇。您在《学诗札记》中曾写道：“每天，当我完成了任务和同志们走出大井口的时候，满腔激情冲动着我拿起笔来，摊开沾满煤粉和机油的稿纸，尽力的歌唱党，歌唱矿山。”在艰苦的劳动中，您收获的却是澎湃汹涌的诗歌创作灵感，这让我们十分感动。今天借此机会向您请教：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您走向诗歌创作道路，并执着于煤矿诗歌的创作？ 　　孙友田：走上诗歌创作之路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与煤矿结缘也是很偶然的一个契机。我是一个在农村长大的穷孩子，我的家在安徽北部黄河故道旁边一个很贫困的小镇上。家里一共有四亩二分地，生活很艰难，上顿不接下顿是生活的常态，“今天中午吃什么”，是记忆中挥之不去的一句话。家里有五个男孩子，都是能吃长身体的时候，贫穷的生活让我们咀嚼饥饿的滋味。冻裂的双手和脸蛋、饥饿的肚皮、破烂的衣衫都是不可磨灭的童年印象，父母为了养活五个儿子费尽心思。父母都是文盲，父亲仅仅认识自己的名字：“孙开发”。我作为家里的第一个男孩，家里长辈很高兴的起名字“有田”，想多有几亩地，多打粮食。直到上学的时候，语文老师觉得“有”字俗气，笔画也多，才改作“友”。此后，老二起名为“有银”、老三“有金”、老四“有玉”等等。一个老农民把过上富裕生活的美好希望寄托在了五个儿子的名字上，无法改变贫穷的生活，只好在子女的名字上获得一些心理安慰。虽然童年生活是艰苦的，但也是快乐的。 　　黄河故道那一带民歌民谣非常多：“毛娃睡，盖花被。毛娃醒，吃油饼。毛娃走，黄花狗，花狗伸着花舌头。”农民对生活的追求何其简单，有吃有穿就是幸福。这种朴素的幸福观被老百姓放到了民谣之中。我没有文化的母亲可以说是我的启蒙人，母亲是擅长说这些民谣的，每当夏天消夏的夜晚，母亲总会给我们说民谣、猜谜语、讲故事。这些都启发了我的想象，打开了我的创作的思路。我之所以会写诗，就是童年的时候在家乡受到这些民歌、民谣的熏陶，启发了我的想象。我《大山欢笑》：“一声炮，大山喜得跳，喊醒怀中黑宝。”这完全就是民歌民谣的风味，五六十年代，谈到新诗的发展方向，当时提出要在民歌和古典诗词结合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这一发展方向我内心十分赞同，因为民歌民谣对我的熏陶太深远，刻进骨髓。 　　为什么写煤矿诗歌？与煤矿结缘是很偶然的事情。如果我分到铁矿，我可能就歌颂铁矿，分到电力部门，我就会书写电力部门。我被分到煤矿，我熟悉煤矿，对煤矿产生感情，就会用诗歌来抒发感情。上煤矿学校也是幸运和偶然的。小学六年级毕业后，因为家里贫困失学了，就在家从事割草、拾粪的劳动。后来去上了一年制的“中学补习班”，班主任是徐州人，他告诉我们徐州一个煤矿学校要招生，免收学杂费。于是乎，我们六七个同学步行九十里路，从黄河口到徐州，走了一天，省下了八毛钱车费。考上之后，家里人都非常高兴，觉得这免学费、管吃，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的好学校。就这样，我就去了煤矿学校，与煤结下了缘分。毕业后又考到淮南煤矿学校学矿山机电，毕业以后被分配到夏桥煤矿，在贾汪做了实习技术员。 　　我在学校里就开始写诗了，在校期间经常出去实习，接触煤矿工作。在徐州即将毕业的时候，1954年8月6号，上海的《青年报》发表了我的第一首诗歌：《祖国，只要您的手一指》。后来，我又有许多诗歌陆续发表在《青年报》上，我毕业之后，分到贾汪，真正的进入了劳动生活，开始了真正的煤矿诗歌创作。 　　史修永：在您的10本诗集中，有《带血的泥哨》和《矿山鸟声》这样的长篇叙事诗歌作品，散发着感人的政治激情和浓郁的时代气息。诗中塑造了很多感人的形象，比如王小弟。在您的生活经历中，是否有书写的原型？感觉在您大量反映旧社会矿工的诗作中，有很多生活素材的积累，您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生活素材吗？ 　　孙友田：这两本叙事诗都是写矿史的。贾汪煤矿是百年老矿，我们分到矿上之后，就参加了矿史的编写工作。我们是很幸运的一代，为什么呢？老工人有很多情感要倾吐，可是文化水平很低，无法写出来。那些矿业学院毕业的大学生都到了科室去做工程师，不跟基层的工人接触。恰恰是我们这些中专毕业学了三年的矿山技术的技术员，跟工人直接接触，而且，还有一定的文化。在工程师和一线工人之间，我们既了解煤矿工人又了解煤矿生产，因此，让我们去参加矿史编写组也是最合适的。在对矿史调查了解的过程中，我知道了很多感人的矿山人物，了解他们作为包身工的苦难经历，这让我很受教育。有一次开掘的过程中，打开石门后在一个炭筐旁边发现了一个很小的小孩脚印，炭筐的绳子都已经腐朽。得知这一个消息我感触特别多，于是结合老工人的一些真实经历，加入自己的一部分想象，创作了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