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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堂吉诃德请到中国来 　　今年是伟大的西班牙人文主义作家塞万提斯逝世400周年。他笔下的不朽人物形象堂吉诃德始终活在世界各国人们的心中。在中国，他更是同中国文化相结合，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魅力，令人难忘。其实，塞万提斯甚至早就预言了堂吉诃德与中国的不解之缘，包括在中国成立的塞万提斯学院之类的机构，也早已出现在他的预言之中：“最急着等堂吉诃德去的是中国的大皇帝。他一月前派专人送来一封中文信，要求我――或者竟可说是恳求我把堂吉诃德送到中国去，他要建立一所西班牙语文学院，打算用堂吉诃德的故事做课本；还说要请我去做院长。”（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下卷）献辞》）虽说塞万提斯不过是说笑而已，但毕竟他想到过他的堂吉诃德要来到中国，而且在中国的接受非同一般。现在看来，他终于心想事成，尽管把堂吉诃德请去的并非中国的大皇帝。 　　相比于西方一些著名文学作品，塞万提斯的代表作《堂吉诃德》流传到中国要略晚一些，但是一经流传到中国，其影响就经久不衰。其主人公瘦高的个子，穿一身骑士盔甲，头顶一个破铜盆，手持长枪盾牌，骑在一匹驽马上，旁边有一矮胖的农夫骑在一头低矮的毛驴上陪伴他，这形象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堂吉诃德》翻译的版本之多，也非大多数外国文学作品可比。 　　鲁迅（1881―1936）和他胞弟周作人（1885―1967）属于我国最早对《堂吉诃德》发生兴趣的学者。早在大约1908年，他们兄弟俩在日本时，就为得到了一本德文本的《堂吉诃德》而兴奋不已。周作人甚至说，这部作品是他“很喜欢的书的一种”，于他“比《水浒》还要亲近”。（周作人：“塞文狄斯”，《自己的园地》）在1918年发表的一本教科书《欧洲文学史》中就描述了堂吉诃德这个人物，强调了这个人物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颇在意于他的信仰与理想。周作人在“五四”期间宣传的新村运动被认为就带有堂吉诃德的理想主义色彩。鲁迅则约郁达夫（1896―1945）为他们合编的《奔流》刊物翻译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文章“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鲁迅在《奔流》编校后记中说：“Turgenjew（屠格涅夫）取毫无烦闷，专凭理想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Don Quixote type（堂吉诃德式）’，来和一生冥想，怀疑，以致什么事也不能做的Hamlet（哈姆雷特）相对照。”（鲁迅，《〈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鲁迅按照屠格涅夫的观点，把堂吉诃德解释为一个在理想驱使下积极进取的人。20世纪30年代，鲁迅和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1899―1935）一起翻译过当时苏联的教育家、文学家、政治活动家卢那察尔斯基（1875―1933）的剧本《解放了的堂吉诃德》，鲁迅在后记中说：“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是在他的打法。因为糊涂的思想，引出了错误的打法。”这是对堂吉诃德本身的评价，但是由于卢那察尔斯基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用来适应当时苏联的革命形势和他本人的思想倾向，剧本中的堂吉诃德被塑造成一个政治上糊涂的人道主义者，“常常被奸人所利用，帮着使世界留在黑暗中”。虽然这是对经过改编的堂吉诃德的评价，但是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在人道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倾向是和卢那察尔斯基一致的，试图从政治角度来评价人道主义立场上的吉诃德主义的缺点。但是，鲁迅毕竟认为堂吉诃德虽傻却仍是老实人，他对堂吉诃德精神的认可，竟然使他自己也被称为“同风车格斗的Don Quixote”（李初黎，《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遭到创造社、太阳社一帮年轻作家的攻击。他在《真假堂吉诃德》一文中称堂吉诃德为“戆大”，但又说“他其实是十分老实的书呆子”，他借堂吉诃德来批判那些装疯卖傻却自以为很革命的人：“真堂吉诃德的做傻相是由于自己愚蠢，而假堂吉诃德是故意做些傻相给别人看，想要剥削别人的愚蠢。” （鲁迅，《真假堂吉诃德》，《鲁迅全集》）鲁迅对堂吉诃德的看法，可以说代表了堂吉诃德这个形象进入中国初年，中国进步知识界对他的普遍看法。对鲁迅、周作人及其与堂吉诃德的关系深有研究的学者钱理群指出，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对堂吉诃德的看法为后来堂吉诃德精神的大发扬做了铺垫。后来，抗日的烽火燃起，杂文家唐?|写出了《吉诃德颂》，慷慨激昂地表示要为被世人认为可笑的堂吉诃德翻案，认为堂吉诃德是一个光荣的名称，强调堂吉诃德精神的战斗鼓舞作用。钱理群进一步指出，“这确实是一个堂吉诃德精神大发扬的时代。许多怀着中国将在这场战争中发生根本蜕变的理想，义无反顾地奔赴抗日第一线的热血青年都自称为‘堂吉诃德’或‘吉诃德先生的门徒’。他们也确实不愧为那位西班牙骑士的东方精神兄弟，他们把堂吉诃德由幻想激发起来的不可遏制的热情，不屈不挠的意志，完全忘我的牺牲精神，都发挥到了极致。”（钱理群，《丰富的痛苦》） 　　1955年，中国政府出面组织了纪念塞万提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