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长笙先生忆念.docVIP

任长笙先生忆念 　　从我2005年上班，就在中国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当老师，就一直叫担任当时教研室主任的任长笙先生任先生。没有叫过主任，也没有叫过老师，就是执拗地叫任先生先生。其实任先生当时并不老，而先生之谓，既承认对方是自己的老师，其实又总是含着极大敬畏与虔敬，我不是他的弟子而是小同事，见他人温和绅士，我大多数情况下在他面前也是没大没小的，但我好像是第一面见他，就很自然地喊出了任先生，他也很自然地应了。仿佛他注定是我不是先生的先生。至任先生2015年别俗世而去，交往已有十年，叫任先生也已经十年。 　　大多数情况下，我叫任先生的先生时都是上声，上声总是含着惊喜和愉悦的。不知为什么，我对任先生的敬佩没有转化成沉重，而是轻灵。这种轻灵也就具体化成了叫他时带着些娇气的上声。轻灵，这也是他和大多数后辈和后学的关系，也让我们在独身的任先生面前总是有着带着孩子气的放肆。学校没有搬到小黑河附近时，我下课的周五下午，常常会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去报刊亭买《南方周末》的任先生，那时疲惫的我会惊喜地用自己当时清脆的嗓门叫任先生，并踮起脚尖、高高摇起手臂晃动，期望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见我。他也会用几乎不露感情但我能听出高兴的声音答一生“?G”，应答简短，笑容简单，但总有一种有力量的平和。哪怕是在学校周围，知识分子扎堆儿的地方，任先生在人群中也是极容易辨认的，永远都干净妥帖到清洁，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地梳过，常常是一件穿了多年的名牌T恤认真地扎在米色的裤子里。我后来时常回想任先生清俊的面容，觉得这种容易辨认其实还因为遍览群书浇筑了任先生，他的脸上总有一种内蕴深广的波澜不惊和世事洞明的悲悯。《南方周末》是先生常看的报纸，他也乐意于保持每周定时去一个固定报刊亭买的习惯。不管时代怎么变，任先生总是坚持着自己的很多习惯，比如上课从不迟到，但下课却也总是拖堂。以及每个学生在他的指导下写本科毕业论文，都几乎是脱胎换骨般地从他那里得到新生，代代如此。有学生恼了，但恼了的学生在毕业后，却又往往是和先生最为亲近的。 　　轻灵地叫任先生更多时候是在电话里。刚上班那些年，好像什么事儿都要和任先生讨个主意，但又不是什么大事，所以电话里称呼任先生时总是高兴的。除了夜间三点以后，第二天上午十点以前任先生不接电话，我有那么几年有着的一个感觉是，他总是并且也一直都会在固定电话的那一边。不光是我给他打电话，其实很多时候，电话是打不进去的，因为别的学生也在给他打电话。他的电话不论暑夏还是严冬，都是热线。这时反复打电话打进去了，就含了一些埋怨，但任先生也总是乐呵呵地略过这些埋怨，听我那些现在看去带着矫情的唠叨。他很少评价我咋咋呼呼地诉说，但会用“哦”，“然后呢”，“你这样想”等等话语，表达他的关注和耐心。我又是很多年以后才很内疚，不知道任先生一晚上会接多少电话。他像是春天里柔和的阳光，就那么不温不火地，烛照我和他的很多学生的人生途路，帮我们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我们每一个给他打电话的人有时也是自私的：我其实很少想过，独身的任先生在没有电话的那些夜晚，是如何面对一个人的长夜和无穷的远方的。 　　好在有书和茶。书于一个读书人自不必多谈。因为先生喜茶，去任先生家不多的那么几次，便每次都总是有好茶相待，喝到好茶，我也不善于表达感谢，此刻想想，最多的感谢就是在袅袅升起缭绕回环的茶香里惊喜地叫一声任先生，他这时多是不应答、不言语的，期望我们安静地品味此刻的香味与寂然，我也不敢多说，怕扰了此间的冲淡深长之美。他研究文学，总是期望把生活艺术化，喝茶也讲究美感，喜欢看茶叶在水中开绽舒展，一汪纤细的凝碧是他喜欢静穆静赏的。他喝的多的，是绿茶。我也很难想象先生会喝铁观音，铁观音在水中的大手大脚走四方的样子于任先生恐怕是过于粗拙笨重了吧。 　　还有一些情况下，我叫任先生时是平声。 　　一次被任先生和颜悦色地批评，答任先生时就用了平声。原因是我在论文中总乐意于使用天花乱坠的术语，又由于刚刚博士毕业，就把乱用术语当成了学术范儿，拿给先生看论文时，任先生毫不留情地指出，并让我在他面前老老实实地改过来，我当时虽然沮丧，但这沮丧是因为表达的困境，改完后，我都没有掩饰自己的沮丧，所以用平声叫了任先生。但先生也毫不为意。先生的那次严厉让我以后写论文时总是追求一种明白晓畅，论文是让人看清楚的，不是把人绕进去让人看糊涂的，先生的话，还在耳边。 　　还有一次用平声嘟囔着叫任先生是在电话里，我那么用平声一叫先生，任先生立刻就问，怎么了？依然是不急不慢地问，他像是知道问急了我这个急性子更急似的。那次是因为被学生在课堂上问住，很挫败，不知道该如何应对，任先生指出我的问题后又开导，被学生问住，是这些孩子关注你的表现，否则他们就找最后一排睡大觉了，彼此说了一个小时，说到最后才知道，两人为这通大中午的电话都忘了饭。此后，我的课堂上，自